导语：客观上，不管有关方面是否承认中西医结合的体系以失败告终，从医学未来发展方向如何确立方面考虑，对失败的原因做些思考还是有益的。
中西医结合创始人如何看待“结合”的成败？近期在微信《大医家》平台看了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王奇、田楠楠关于陈可冀院士《中西医结合多元开放包容》的文稿，也看了网友们或反对、或支持、或折中的观点。结合自己走过的路，想放开官民之间地位差距的束缚，就中西医结合失败的事实背后，深层次的管理失误、学术研究方式、方法失误的原因，以及这些本不该发生却仍然堂而皇之地发生的事与人文的关系，用民间医生“旁观者清”的视角，或许能从学术研究机构用以指导研究的“科学真理”中看到瑕疵的苗头，并进而寻找出更贴近学术研究对象内涵的东西。哪怕只找到一点点，不同的意见或许比唱赞歌更实在些。
一、用“无道”的西医思维主导中西医结合，失败是必然的！
微友对大师从物质组成角度研究中药是“以西律中”，背离了“四气五味”学说的批评，我认为是中肯的！西医思维中没有“道”的概念，而“道”又是研究属于整体内分化性质生物的指导思想，没有“道”指引的西医，只能算做一种技术工具，即便使用工具的人达到被称为具有“德国工匠”精神的大师，其本质也还是工匠级别，只是个按设定的图纸施工的师傅。这个水平决定了只要按固定的机械程式操作，在简单的常见病中的确是有用的，但简单的疾病只属人类疾病发展过程的初始阶段。一旦进入第二阶段，各种参与疾病发展过程的诸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病理过程变化的形式与规律就日益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医生要做的事，如同政府处理社会问题一样，首先要找到疾病发生的原因、发展的规律与发展的趋势，才能进一步确定病变过程中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主矛盾的主要方面？并针对性地制定出化解矛盾、釜底抽薪，让推动疾病发展动荡变化的规律消失而使事变和平解决。问题在于：参与疾病发展过程的因素太复杂。以癌症为例：表现形式千差万别、阶段性划分也非常模糊，并且最难处理的问题是：自常见病留下隐患开始到有形物质被查出，证明早期癌症存在之前，癌症已按照生物生、长、化、收、藏的自然规律，以看不见的“阴阳二气进行性交感变化”的形式度过了生、长、化、收四个实有似无的阶段后，才以“聚成”有形态的物质显示在现代诊断技术面前。对这种既复杂又看不见的变化，第一、从疾病表现形式看，肤浅的还原与循证思维方式连从何处下手进行分析的方向都找不到；第二、从疾病本质看，藏在“成形”之前的“生、长、化、收四个以“气化状态”进行性发展变化过程背后，推动病情发展的规律，属于中医核心“道”的本质内涵。传统中医就是以“道”为指引，对病因、病理变化、病机转归进行分析，以推演出病变发展规律及在每一阶段特定的反应形式，为防治方案的制定提供基础依据。传统中医各流派大家临床疗效的发挥，不论是出于理论指导还是临床经验，都是建立在对这个过程详细论证基础上取得。
西医则不同。即便是高师，也因为只有“工匠”般的技术，没有“道”的指引，既不承认看不见的“生、长、化、收”四个发展阶段的存在，又无法对这四个阶段中错综复杂的矛盾进行推论分析，因而无法找到主要矛盾而实施釜底抽薪的防治手段，无奈之余只有把已成定势的常见病治疗方法或打擦边球的科技创新成果拿来敷衍。以致不但治不好病，还造成大量的医源、药源性疾病的发生。
如果中西医综合创始人团队明白上述道理，又不受科学至上的错误污染，那我敢断言：他一定会采用中医“道术并重、以道驭术”的核心理念为指导，在技术层面把西医科技手段包容进来，那历时六十多年的“中西医结合”必然取得成功。
可院士们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可能是西化人文环境的无形压力所致)并没有这么看，也没有这么做。在接受采访时他坚持认为：中药现代化的两个前提，一是“有效”，二是“安全”，而“有效”和“安全”，都要与“搞清物质组成及作用机理”高度相关。这种回答显然有顾左右而言它的回避成份。为什么要回避？是对传统医学理论核心内涵认识不清？还是其它人文因素的压力？这些都不得而知。我们能知道的或许只是“结合”失败的表象，和指导失败产生的思维方式中主从颠倒、把“中西医结合”这一词组中，本来应由中医“道”核心理念占主导的位置，莫名其妙地倒过来换成没有“道”观念、不研究规律、只关注表象的西医“还原”与“循证”思维方式。
尽管大师引用国家领导人“用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更好融合”的指示，为这种主从颠倒做解释，但本质上却不能回答网友的疑问。理由在于：国家领导人说话的角度是战略层次，而作为中西医结合创始人的陈大师，所处的是为把国家战略落实到战术层面以期完成战略任务的角度。所处角度的高低之分，决定了大师的回答只能从战术层面就具体结合的切入点，切入的方式来回答。
是的，世界上的确没有十全十美的医学，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模式的结合，应互相交流、交叉互补、共同进步，可以提高诊断和医疗效果是无可质疑的。但这只能说是一种客观对待问题的态度，而不是处理问题的方法。用表示态度来代替对问题的回答，不是一负责中西医结合主导者应该说的话。网友用中医思想整体观指导对大师在结合中提出的：“以西律中”，违背“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理论，不是中医理论针对疾病进行处理的理论和方法；大师回答的“内稳态”、“物质组成和作用机理”是西医循证医学的标准。作为中西医结合创始人的陈院士，在结合指导思想使用选择上，以西医药标准为主导的事实证明：要么，院士不明白中医整体观可以包容西医还原与循证思维共同发展思路，比以西律中的结合更靠谱、更有效；要么，也确实是为人文环境压力所致而选择了“以西律中”。这个中原委可能永远是无解的谜。我们现实能知晓的只是大师把两种不同体系混淆在一起，称中医的“阴阳平衡”与西医的“内稳态”在“道”层次上有同一性的观点是偷换摡念的解释，这难免给人一种因胸中无底气而避重就轻的感觉。事实上，结合失败本身，已经证实让无“道”的西医担纲，反过来指挥有“道”的中医，主次颠倒导致认知紊乱，以致无法找到规律、抓不住主要矛盾，就制定不出立杆见影的防治方案，是中西医结合失败的必然。
二、民族虚无主义与复古主义是否应该批判？
陈大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很感慨，似乎如同“烧烙饼”，翻来覆去。他认为：中西医能不能结合？怎么结合？是很典型的长期存在的问题。总的来说，（当时）对发展中医药，缺少开放包容的心态。怎样包容呢？大师认为可以有“求同结合”、“求异结合”、“和而不同”多种模式。结合的唯一标准是：能否有效提高临床诊断水平与治疗效果，并阐明其作用机理。
在这里，大师对中西结合中引发的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批评(或称批判)好像有些反感。他对结合给出的明确标准即：有效提高临床诊断水平与治疗效果，并阐明其作用机理。从字面上说这句话的内涵，即便是传统中医站在传统文化的角度上也不会有人反对。可理论的价值要在与之相应的临床实践中才能做出准确定义。这个内涵如 用传统文化解释与实施则中医必兴！用西方医药标准解释与实施则中医就失去灵魂，变成西医的跟班，中药就变成用西医药标准生产的西式植物药。究竟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解释？才能达到复古而不泥古、洋为中用又不被西化左右，形成既包容百家又独树一帜的医疗新格局新体系？这本是一个在承先啟后过程中必然需要经历的，人文批判与学术讨论才能解决的问题。如果因其争论大如“翻烧饼”就否定争论的必要性，那处于混沌中的医学就找不到正确的出路！
那么，厌倦了“翻烧饼”似批评的陈院士如何解释呢？陈可冀认为，一方面，中医与西医在“道”的层面具有一致性……，中医十分注重中庸思想，治疗八法以“和法”为先，注意诊疗的所谓“过”与“不及”等问题，提倡治法上要“致中和”，力主合理处置“阴阳消长、以补偏救弊”，达到“阴平阳秘”状态，而这种状态与现代医学倡导的内环境平衡的“内稳态”理念等高度一致。” 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述大师的意思就是：中医强调的“道”就是中庸与平和，而西医“内环境的平衡与稳定”的内涵跟中医的“道”是相同的。因此“中西医是一家，应该相互学习与包容、提倡多元开放的中医药发展管理模式”。并进一步指出：在我国医疗实践中，患者当然应根据自身病情，决定是采用中医药、采用西医药还是采用中西医结合等各类不同模式或多元模式治疗疾病。
以院士这个认知概念内涵来理解，有两点值得商榷。其一，中医的阴阳平衡与西医内环境平衡的“内稳态”都不是“道”，而只是“道”生成产物的静态表象，真正的“道”是隐藏在“平衡”与“内稳态”背后推动疾病发展变化的规律；其二，院士主张：把临床采用中医、西医、或中西医结合选择权交到患者手中的主张虽然合法，但却不合情理。试想：作为主治医师对每种疾病治疗过程中可能隐藏的疾病属性与内容都不能准确预知，作为外行的病患或家属怎样选择呢？当然，可以理解的是：身处这个人心浮燥、道德逐日沦丧的时代，按人与人相处的角度我们不能就此说什么不是。问题在于：医学并不像为人处事那样，只要忍忍就可以获得太平的，医学远比儒学复杂得多。医学是一个包涵了儒、释、道等多元知识的复合体系，怎么可能用中庸和平的理念就可以搞定呢？
三、青蒿素对西医是荣耀，对中医是耻辱
世间每一事物都具有多面性，无所谓对与不对、或是或非全在一念之间，同样一桩事情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差异形成的原因无非三点。下述三点决定，其一、与该事件的利害关系；其二、对该事件相关联事物内涵和处延的了解程度；其三、参与人的综合素质。这个问题也就是本文讨论的要点——人文在社会性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撇开中西医优劣主从之争，仅就青蒿素在疟疾防治中的功效和对人类的贡献而论，无论中外都不可能有持否定态度的。但如以评判人所处的角度、对所面临的问题的认识、了解来讨论，结论就不一致了。
不错，无论是一千多年前的唐代还是眼下，青蒿为人类战胜疟疾立下的丰功都是不可磨灭的，可青蒿在华夏文明中的贡献去无人问津。即便是面对青蒿素被屠呦呦的团队用西医思维方式研究开发出来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也不见对国人有什么触动，甚至连研发人也几乎终身默默无闻。可屠呦呦一获诺奖却举国震惊。不得不令人感到悲哀与绝望：其一、堂堂五千年文明无人问津，其中苍海一粟获奖就如此反常，我不知主管机构为什么要看洋人的眼色来给民族的瑰宝下好坏的定义？其二、高兴也罢、崇洋媚外也罢，都应该有个分寸，明明是用西医思维方式研发的植物药，它的真实身份是西药，为什么要把西药荣耀抢来戴在中医中药的头上，并把它的研发标准称为改造中医药的标准呢？国家主管机关如此看待，也就难怪陈可冀院士在无法回答记者：“以西律中，背逆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学说”的提问时，忘了自己是中西医结合创始人必须持中医核心思想的身份，急中生智地搬来屠呦呦青蒿素成功的例子证实：“搞清物质基础及其组成作用机理”是符合中医思维，而否认中西医结合的失败。其三、站在公平的角度看问题，用西药标准研发青蒿素的成功，作为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权威机构，恐怕除了同国人一起庆贺的情理中事外，对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反常事件，还应该因感到羞耻和无地自容而进行反思：本应为国家中医药事业提供理论和临床疗效证据，以资制定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的管理办法。现在倒好，自己无能用中医药理论开发出有价值的产品，别人倒用西医药方式开发出来，先证实西医的科学性给了正在从衰落中奋起的中医药事业迎头泼了盆冷水——中医是优于西医？还是真的不值一提？如果真的不值一提，那她为什护佑中华民族繁衍发展成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伟大民族？如果优于西医，那我们又错在哪里？要怎么纠正错误才能重铸辉煌？
可占据中医发展要津的学术权威们并不考虑这些问题，他们倒认为还是西医西药的思维方式科学。尽管这个世上比西医药、比被称为中西医结合理论上简约明晰、效果上立杆见影的民间中医药产品多的是，但几十年的人文西化客观上已使他们积重难返、主观放不下苦心经营一生的既得名利地位，指望他们承认自己事实上的失败，穿上土布、面对现实，无异于与虎谋皮……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古人之所以如此感叹，想必是出于知错虽易、认错难，改错要付出的切身利益代价太大的缘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