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讨论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记者王坤朔在《新华网健康》上，以《中医理论+现代科技=原创成果》为题发了采访文章。文中阐述了中国科学院某院士站在国家中医领军人物的高度，针对中医药的发展方向与中医药国际化等重大问题发表了足以影响政府决策、影响中医发展前途的重要讲话。这段讲话，因发言者身份的特殊性，与出于一般行政主官、一般专家、一般有实际影响力人士的讲话所产生的影响有天渊之别。因而，讲话内容是否符合中医学术核心定义？是否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直接决定着学术发展的本质与方向，决定着立法与行政管理细则的制定和实施效果！
当然，从积极的态度看问题，站在院士为国、为民、为中医赤胆忠贞的制高点上，院士的论点主观上积极向上是无可挑剔的。不过，考虑到受人文西化熏陶影响，导致中医百年衰微近竭的现实状态，院士作出如此讲话之前，是否想过所讲内容符不符合中医核心思想？是否有利于确定中医学术发展方向？是否有利于对中医药进行立法管理？这三个要点都是涉及中医药事业成败的头等大事。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没有坦然面对失败、承认失败的勇气，就不可能有以前车之覆辙为鉴，来激活知耻而后勇的意志和潜力！从而为中医的复兴拟定符合中医学术发展方向的规章和做好符合中医药事业发展规律的立法，执法的行政准备。
客观上，任何事物成功的前提，无一不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这一前提决定了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对从农村到城市、从民间到体制内、从教育机构、科研院所，到制药企业、到医院临床各关联性环节的事务入手，进行深入的调查、反省和总结。从人文去西化向中华文化自信回归的问题上打开突破口，根本上解决学术与立法管理的本质与方向问题。
在现实中，这个问题的核心主要集中在：①什么是中医学术核心思想？它与西医指导思想有什么不同？②什么是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它与西医发展规律有什么差异？③这些差异在现实社会中哪一种占主导地位？对中医现代化、国际化有什么影响？
眼下，中央政府如果不下大决心让文化自信回归正道，让中医药文化回归本真，在承先啟后的历史转折点上，在天时、地利、人和方方面面提供强劲的助力，妥善解决这些悬而未决数十年的问题，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则有可能重蹈以一种新错误掩盖另一种旧错误的历史覆辙，如果是后者，我们这一代中医人就将是中华的历史罪人！
二、 崇洋是学者个人的自由，可别以国家战略的名誉给西药戴上中药的桂冠！
中医药是华夏文明土壤孕育的硕果，西药是西方文化的产物。西医药效果的局限性和副作用的不可预测性已被公认，这一事实无可质疑地证实：西药研发标准的不可靠性。至于如何避免类似令人不安的问题？是西医体系自身的事。但以己经被临床证实不太靠谱的药物标准为指导，以植物、动物、矿物为原材料研发生产的西药，生拉活扯地以中药冠名的行为，从学术上讲是鱼目混珠，从性质上言是以科学的名誉让中医灭绝！
想不通五千年文明为何会孕育出如此诡吊的文化，难道身为院士的权威专家连什么模具铸造出什么产品？什么土壤与环境生长出什么植物的常识都弄不明白？如果真弄明白了为何还要把长不大的灌木枝丫嫁接在松头上，还美其名日：科学改造以提高疗效呢？违反天道的事会有好果子吃吗？
中医药事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向医药学领域提出了：“如何深入地挖掘和转化中医药的价值，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传统医学体系，推动中医药学振兴，引领先进医学发展方向的值得深思”的课题。对此，某院士好像不太在乎什么中医核心思想，也不太在乎掌握什么分寸、捏拿什么尺度？从何处入手将现代科学技术融入中医核心思想的具体实施问题，而是采取直接了当的方式“以西律中”，将西医药的研发标准“药物组份与作用机理”直接搬过来指导中药研发。还以青蒿素的发现为例，指出这就是“中医理论+现代科技=原创成果”的思维创新模式。他还指出：“中医药几千年来的理论、经验非常宝贵，但如果不与科技结合，虽然能够解决健康问题，但是发展速度和应用的程度受到局限。只有将中医药优势与科技相结合，才能更好彰显中医药的价值，在更广范围得到认可并走向国际。”
他接着说：中医传统知识的发掘与转化、临床疗效证据的数量和质量、诊疗过程的规范化、适宜技术的评价与应用、中药材与中成药质量、中医药标准等方面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需要依靠创新驱动，特别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将提供更有效的解决办法。
以上这段阐述，尽管涉及内容广泛，但其中重要的节点在于：需要创新驱动、利用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其提供解决办法。从本文开端到现在，在院士的谈论中我们找不到关于中医衰微、中西医结合失败、中医废医存药等种种错误事实反省的只言片语；看不到有关中医药研发中必须遵循的核心思想中：“天人合一、整体观、道术并重、以道驭术”思维方式的蛛丝马迹。看到的只是对中药研发时，使用西医思维方式和西药研发标准的肯定；全部都是颂歌，歌颂近二十年来中医药学与西方医药学的交流越来越多、中医药在国际注册相关标准研究进程中，互学互鉴，优势互补，在包括法规、技术、形成了相关规范标准，推动了中医药进一步走出去的辉煌政绩。这种认知态度显示出来的信息是：中医近20年来不是衰微，而是中医在大踏步的向前发展，甚至已为进军国际市场上准备了攻城掠地的条件。
事实真是这样吗？作为一个在中医药领域打个喷嚏整个行业就感冒的首席权威，不敢面对中医衰微的惨淡现实，不敢承认人文西化导致的教、研、药、医学术发展西化、行政管理西化给国家和民族带来深重健康灾难的事实。对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不负责任的态度，就已经很难让人予以理解。现在又竟然将这种更不可理解的、打着科学改造中医的旗号，推行废医存药理念，不顾因此会给中医药事业造成本质伤害的严重后果，指鹿为马地主张：用法律规范将西医标准错误的延伸使用到中医理论研究和药物研发领域。不知在天宫的神农皇帝对此有何感想？又会以什么方式感谢他们？
三、中医的“道“和受“道”制约的药物四气五味与升降浮沉之术，是复兴之根。
在与中西医结合创始人院士商榷的文稿中，我曾指出：某院士将中医讲究阴阳平衡与西医讲究“内稳态”平衡，误认为两种医学体系在“道”上的一致性观点提出了异议，认为：“阴阳平衡”与“内稳态平衡”是一种相对静态观察的表面现象，这种平衡仅是阴阳交感变化正常规律的产物即“道”的产物。它既只是产物就不能代表“道”本身，“道”是隐藏在“平衡现象”背后的运动规律。同时也指出：中药在临床医疗活动中属于受“道”制约，为实现对失衡的规律(即：“道”的变化)进行纠偏调整的战略服务的具体措施(即：“术”或称器)。虽然某院士对“道”的解释不合经旨，以导致中西医结合失败，可客观上他毕竟没有跳过“道”这个核心思想来讨论问题。作为中医最高权威的某院士，却妄顾中西医不同理论体系、不同思维方式、并且中医整体思维远远优于西医，并可在“术”层次上将西医药包容纳入的主导优势，草率地直接将西医药的“物质组成和作用机理”标准，作为中药研发的标准的定义。这无疑等于抽掉了中医赖以成为伟大医学体系的灵魂和脊梁，让中医由天上蛟龙退变为池中金鱼，给西医当二手枪使用。
对中医如此不堪的认识和处置，中医药能不死吗？当然，如果某院士换个角度，承认自己是西医，并且不打中医的招牌，开诚布公地承认自已是：以西医理论为指导，以物质组份和作用机理研究开发植物、矿物、动物西药，那并不能说院士的说法和做法有什么错，毕竟条条大路通罗马，只有道路平坦与坎坷之别，世界上并没有哪家的法典规定西医不可以研究开发植物、矿物和动物药？
问题在于：表面上简简单单的李代桃僵事件，如果放在一般仅涉及小利小害的事也就罢了。可偏偏是事关中医大业前途，事关全人类健康保障全局的大事件，又是由顶着中医权威专家光环的院士提出，其性质的严重性、和给社会造成伤害普遍性、惨烈性，是要用银河计算才能闹明白的。
或许，院士会以二十年来，该理念给国家和社会的贡献为托词来对此批评进行辩解，可我坦率地说：天下太大了，你认为是真理的东西，不一定时间能证明是真理。特别是身居要职、权倾朝野地位时，说话更要谨慎或多留一定余地。否则当院士面对：在被成功的事实证实的：符合中医核心思想、符合以道驭术理念，以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的技术为手段，应对失衡的人体生物自主调控系统，使它的运行规律恢复到平衡状态的中医整体调控法时，院士就无法理解：整体调控法为什么在亚健康状态、在癌症等疑难性疾病防治中，能以理论简约性、可轻易复制性，和效果普遍性创造出西医至少未来五十年都不敢想象的奇迹！斯时，我不敢相信：院士们还能坚持西医“内稳态”与中医的“道”同在一个层次！不敢相信院士们还有勇气让以“物质组份与作用机理”为标准，替代“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的中药使用标准！还敢认为“中医理论+现代科技=原创成果”的西化肤浅模式的真理性？还敢继续以西医药标准指导，却打着中医中药招牌研发生产、并准备进军国际市场的西药当作“中药”；如果中医院士真敢！那就请院士在亚健康与癌症等疑难病防治领域的临床防治中，请国家公证机关监督与“道术并重、以道驭术”的真正中医药理论与技术一较高低吧！
四、用科学改造中医、废医存药之风不止，中医药事业必将面临毁灭的灾难！
可以肯定地说：未来中医药发展史将证明：将《中医理论+现代科技=原创成果》的西式动物、植物、矿物药的研发模式定义为中医药发展模式，是利用西医思维对中医实行“废医存药”的改造，客观上让传统中医在未来快速消亡的模式。此风不止，中医药消亡的步伐将更快！
我不反对西医，不反对中西医结合、并且主张利用能探索中医“天人合一”与“整体观”内涵的现代科技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服务，甚至十年前就主张(如果人文快速去西化，国人文化自信得以恢复)构建在中医“道”主导下，从“术”层次上包容西医，中西并举共同发展的新健康保障体系。但前提是：必须在中医“道”的指导下，按中医自身规律“以道驭术”来实现。但要达到这个目标的难题太大，这个难题既不是所谓科学技术问题、也不是财政投入是否承受得了的问题。而是人文去西化、恢复中华文化自信的问题；是学术主管机构只想当官、只会当官，不愿认真干实事的官僚主义能否改变的问题；是既得名利集团是否愿意、或能不能让他们愿意在：放弃私利、服从大局的制度设计与干部任用标准中，不敢腐、不能腐、不愿腐的问题。
这些问题不解决，最高层发展中医药事业，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战略构想必然败落在尾大不掉的学术权臣手中！
大国正在崛起，我们做不了功臣不要紧，可也千万别为了一时的名利去干罪人的勾当！身处这个盛世的中医人，应当深明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的意义不在于研发多少西式中药、赚了多少钱，而在于弄明白：她不仅是国人健康保障体系的核心支柱、还是人类健康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更是承载五千年文明走向世界，引领世界走向和谐共赢的航母。中医发展的成败，对国家全球战略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们指望着掌握中医药学术发展命运的中医科学院，要么干脆主动放弃中医身份：承认自己是西医药专家，用西医标准研发生产以植物、动物、矿物为原料的西药；如果不想放弃中医身份，就坦然面对现实、纠正“以西律中”，用西医“内稳态”代替中医的“道”；用西医“物质组份与作用机理”代替中医“四气五味、升降浮沉”之“术”的错误；放弃以西化思想为核心的“中医理论+现代科技=原创成果”的错误思维模式，只有如此才能知耻而后勇奋起直追，多做出些对这个伟大时代有益的事。
如果说上述观点有些过激，那不妨转个弯，引用中医药报记者赵维婷的缓和语境在【记者观察】《警惕“医学殖民主义淡化中医特色》一文中的观点为这篇文稿做个结束语。
她写道：威克斯等美国专家忧心“医学殖民主义”会让中医药丢掉的“宝贵的东西”，就是中医药“治未病”、“辨证论治”、“以人为本”等特色优势，而这可能给全球医疗卫生体系带来巨大的改革力量。医学模式由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正成为势不可挡的全球趋势，西方医学专家开始摘下有色眼镜，打破僵化话语体系，关注中国的中医药实践，给中医药平等对话的机会。
打破“医学殖民主义”式刻板思维非一朝之功。随着中医药法及其配套文件的出台，中国国内的许多制度瓶颈被一一突破，但如何在科研、临床、教育和产业发展中从根本上破除“以西律中”这种带有些许“殖民色彩”的思维方式，在扶持与规范并重中真正释放中医药发展活力，是各相关管理部门和全体中医药工作者需要用实践回答的重要课题。
世界正睁开眼睛看中医，中医人任重道远。中医必将为人类健康做出革命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