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正视历史创造健康未来
——试论健康与疾病的关系
导语：只有对历史错误的深刻反省才助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变。
一、健康与疾病的误区
主观上我尊重科学，科学存在几百年自有它存在的道理。同时也质疑“科学”是否能取代客观规律而代表真理。我们知道用科学解释事物局部表面现象确实有用，但用于对生物与疾病类型的事物进行研究则根本无法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也无法看到疾病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与规律；因此必须弄明白：“天人合一、整体观”的核心思想是天地自然的大道、是无往而不胜的客观规律。在对生物与疾病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仅属于“技术”手段的还原论与循证科学只能给整体观、系统理论当作工具使用。
可在现实的疾病防治中，我们却用工具的标准指导对未知事物的研究，这种做法本质上犯了主从颠倒的错误。认识这种错误对人类健康的危害性并纠正，是结束“科学主义”对健康工作重心转变战略的干扰，找到致乱的核心问题，并探索出立竿见影的处置措施的必要前提。只有做好这一前提工作，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顺利转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社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为此，我们必须坦然承认：人文环境西化让民众健康保障事业误入歧途，做到知耻而后勇，找到从“以治病为中心”的错误围城中突围的路径，转移到以健康为中心的保障之路。
错在哪里？路又在何方？要回答这个问题是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健康？什么是疾病？健康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不搞清楚这些问题，医药学界就不能准确回答:为什么“以治病为中心”要向“以健康为中心转移”。不能回答这些问题，政府高层的战略安排就要失败、民众美好生活的期盼就要落空、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脚步也要受到拖累。
路在哪里？怎样完成？由“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才是出路。若以当下科学主义的思维定势为主导，那是永远找不到正确出路的。健康灾难在肆无忌惮地发展，与之对应的医学体系却因利益关系处于百年以来持续不断的孰优孰劣争吵中。如果不是政府因文化不自信而推动的科学改造中医，为中医培养了近三代用科学消灭自己的掘墓人——现代中医，那按自身规律发展的传统中医必然在西医因肤浅不能应对的免疫病领域，用自己的深厚底蕴战胜疾病，证明以天人合一、整体观为指导思想的中医，才是符合天道，按客观规律处理健康与疾病唯一正确的保障体系。麻烦在于，人文西化迫使政府主管部门错误地让中医接受科学改造，承认西化中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并授他们以权柄让他们主导立法、主导执法，主导教研药医规范的制定与执行。为从灵魂上消灭中医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培育了一批挥舞科学规范与法律大棒的刽子手。传统中医的灵魂在他们的剿杀下连生存都难予维持，还哪里有条件在西化独霸主导权的领域，用临床效果证明只有中医才是人类健康的救星呢？
从主观上说灾难不可怕、要实现“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也很容易。可怕的是国家中医药主管机关仍然沉睡在科学改造的摇篮里不愿醒来、盘踞中医药事业发展要津的西化中医权威们也舍不得到手的功名利禄，仍然高举着科学的旗帜义无反顾地醃割中医的灵魂。在如此不堪的管理基础上、在如此混乱的医疗现实中，空谈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变”到头的结果只能是水月镜花。
二、健康与疾病的再界定
按照西医标准，只要声、光、电、化检查不到可以量化的病理物质依据，就可以做出：病人处于健康状态并没有什么疾病发生的结论，可患者从体征反应上总觉得自己生了病，这于情于理都在说明，现代医学理论体系对生物与疾病概念内涵识的肤浅。都在说明，用还原与循证思维无法探索清楚生物自主调控机制的运行规律与疾病产生发展变化的轨迹。
与西医科学比较，传统中医理论认为：人的心身既是独立的生物整体，又是天地阴阳交感变化的产物，也是构成宇宙整体系统中的一分子。身心的健康与疾病无一不由宇宙空间运动变化平衡与失衡决定，行使这一职能的是人体内部的生物自主调节控制系统。这个系统以心脑为中心、以气血津液为载体，通过十二经、十五络、奇经八脉与五脏六腑之间的联系，共同形成整体的力量推动气血津液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并在运动中通过协调确保五行生克制约关系、阴阳气血互生互化关系的平衡运动。在没有内外因素干扰的情况下，平衡运动对心身健康支配的结果体现的外在表现不过是：心情愉悦、吃得可口、睡得深沉、排泻顺畅、行走得稳健的身心状态而已。只要具备了上述条件，即使按现代诊断学标准去检查各种指标，也肯定是平衡的。反之亦然：如果按传统中医思想指导诊断做出有疾病存在的结论，即便用现代诊断技术找不到可以量化的病理物质证据，被判为无病的群体，也可以通过中医四诊收集到的信息结合被西医忽视了的声、光、电、化诊断结果进行综合推论，做出是否有疾病存在的结论。
那什么是疾病呢？西医对疾病内涵的定义是以可以量化的病理物质为依据，应用现代声、光、电、化技术进行诊断后进行评价的。尽管这种依据不能准确判定病情，但不可否认，用这些可以量化的病理物质证据为依据，执果索因、逆向追溯找到致病的原因，制定出相应的防治方案，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可遗憾之处在于：还原与循证这套建立在尸体解剖学上的理论局限性束缚了西医思维的灵感，使他们没有也无法像传统中医一样，追究病因从根子上解决问题。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抓住疾病外在的表现症状做文章，以致演变出违反天道的“以治病为中心”的保障模式。
如前所述，当代传统中医只把四诊收集到的症状信息和现代声、光、电、化诊查到的信息当作分析评价疾病的线索，根据线索追溯病因、分析疾病发展过程与规律，在疾病条件下，研究人体自主调控系统是受到影响还是遭到损伤？如果仅是受到影响就把该病当作因五运六气、饮食七情、跌打损伤等因素所致的常见疾病，在治疗上把重心放在疾病上。如果疾病产生的损害已波及自控系统，出现阴阳动态进行性失衡滋生出亚健康、慢性炎症、组织增生、息肉、结节、肿瘤、癌症、肾病等疑难大病，则把它当作免疫系统自身的疾病看待，放弃以疾病为目标的原则，重点针对自控系统的紊乱状态，采用整体调控法去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
通过上述对西医、中医在健康与疾病内涵的认识、处理手段选择及效果差异的比较，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面对同样的人群、同样的事，中西两种医学体系却得出与本质相去甚远甚至相反的认知结论和处理方法，这是无论是从哲理上还是常情上都是属于有待商榷的矛盾。按常理，在这对矛盾得到合理的解释之前，对隐藏在矛盾背后的本质问题都无法做出符合客观律的评价。此时正确的选择只能是边探索边反思，不被名利的牵累而片面、草率地给矛盾双方的正确与错误做出评判。可百年以来我们却为了利益的争夺，不惜违背客观规律，追随科学主义的潮流，把治病必须以健康为中心的原则抛到九霄云外，用“以治病为中心”取代以为健康保障为中心，并用来指导生理、病理、药理的研究和临床防治工作，最终形成医源药源性疾病普遍发生的灾难。
当下，要想顺利完成重心转变工作，如果只重视结果不关注原因、只强调病理物质不追究病理物质形成的过程与规律将是违反客观规律、违反天道的，那无论什么高深的医学理论都不会有前途可言。
很显然，上述本当及时处理就可以轻易解决的问题，又一直拖到灾难出现仍未解决的矛盾，是西医和现代中医药科学与客观规律之间的悖论所致。如果不改弦易辙，仍然顽固坚守科学主义，一味闭门造车，不从承认人类认识事物必须经历反复曲折过程的规律中寻找突破瓶颈之路，就无法从既博大精深又长短互见、既互相联系又主次难分的迷茫中找到符合天道的方向和方法。客观地说，医药学界不愿意坦然面对上述处在事物认识转折点上的迷茫与紊乱；不愿意认真地寻求解决之道的惰性，才人为地孕育了“以治病为中心”的错误防治体系。
三、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相互联系
弄清楚健康与疾病的内涵定义，透过各种医学体系因民族民俗、自然环境、历史人文环境、知识语言体系的不同，从本质上确认健康与疾病不可改变的客观内涵定义，我们就会发现：只有准确地把握并顺应这个定义，才能以客观规律为前提，探索出健康与疾病之间的必然联系。也只有弄清楚了必然联系，才能以联系线索为切入点，找到疾病发展变化的过程中的规律，进而制定出立竿见影的防治方案。
那么，健康与疾病之间的必然联系是什么？疾病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是什么呢？
传统中医之所以不犯西医“以治病为中心”的错误，原因就于中医理论是以天地自然造化之道为指导思想建立起来的。传统中医病因学理论认为：“前一阶段病理发展的结果是后一阶段疾病产生的原因”。并且认为：疾病只分为两个层次和三个阶段。第一层次即第一阶段是：以随环境污染、五运六气交感、人文环境中情志变化、生活不良习性、劳作过度损伤等因素对肌表构成的伤害中，对自主控制系统运行功能只产生影响的常见疾病，这是由健康向疾病过渡的第一层次(也是第一阶段)的疾病。对这个阶段的疾病，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如果病人或医生都能按已有知识进行处理，不发生失治、误治、治疗不彻底的错误，那第二层次的第二、第三两阶段的疾病就没有发生的内因基础。
当然，这是不切实际的主观愿望，但出于人们健康保障意识差异、经济条件困难限制、医师水平高低的客观现实，因失治、误治、治疗不彻底的现象仍然普遍发生而留下隐患。隐患在体内长期存在，势必导致人体生物自主调节控制系统因五行生克失序而发生失衡状态，使患者饮食精华不能有效吸收，气血津液的升降浮沉运动不能有序运行而向全身各子系统均匀输布，以供应生命健康存在的需求。同时体内代谢产生和外部入侵的毒邪物质也不能及时干净地排出体外，这就形成正能量日益减少，身体处于与毒邪物质相混杂的分散状态，并且呈现出邪越盛正越衰的态势，这种态势对常见病遗患致伤的机体组织的反作用，使浅表伤害演变为自控系统机制〈免疫系统机制〉的疾病。这类疾病又因为毒邪累积量的多少、对自控系统伤害的轻重、发展转化的阶段性等差异，分别呈现出慢性炎症、息肉、组织增生、囊肿、结节、良性肿瘤等第二阶段的常见疑难病〈西医称为免疫系统疾病〉。按照中病因学中“前一阶段疾病的结果为后一阶段疾病原因”的理论，常见病留下的隐患演化出第二阶段一般疑难病，那第二阶段疑难病又随内环境恶化加速加重演变成第三阶段的癌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肾病综合症、系统红斑狼疮、白塞氏症、再生障碍性贫血等等名目繁多、表现形式千差万别的恶性疾病。
这就是免疫系统疾病产生、发展、变化转归的原始病因及发展变化规律，也是古典哲学所称谓的天地自然的“大道”。从本质上说，这些被以“病名围城”相称的千奇百怪的疾病，都是因常见病留下隐患后从第二阶段开始，因受伤的部位、受损程度不同、参与致变的因素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演变而形成的同源异派的免疫系统疾病。
这些疑难病与健康状态之间的关系是因果递进的关系。推动这些疾病产生发展的动力来源于自控系统受伤后，运行失衡随内环境恶化加速加重的进行性发展转化规律。如果形成这种规律的条件被改变，那患者病情就停止发展；如果因内环境良性改善，则患者必然康复；反之如不被改变继续恶化，生命就将随着规律的进行性演进变化而消失。
四、以治病为中心的医疗必然加重对免疫系统的伤害，催生恶性疾病的高发
理论肤浅性的致命弱点与对既得利益的不舍，使专家们无法从还原与循证思维方式获取免疫系统病的病因、更找不到疾病发展的过程与规律，空守着以昂贵代价获取的、仅可以代表疾病存在的有形病理物质依据，却不能正确使用。黔驴技穷之余，只能以这些的单薄证据，挟百年以来攻城掠地积累的科学主义余威，把疾病的结果当作疾病展开无所不用其极的对抗治疗，致使本来就处于严重失衡状态的自控系统雪上加霜，陷入更加难以逆转的紊乱境地，加速了疾病发展的速度，促成了人类普遍的健康灾难发生。
20年前，我根据对癌症病人病史上溯三年的追查，提出了环境污染、不良生活习性改变、社会人文导致的心理情志改变，抗生素、激素等医源性、药源性伤害共同作用下，促成内环境进行性恶化是免疫系统发展中继阶段的观点，当时被世人斥之以鼻。
同样是20年前，也提出了：物种多样化的起源，早在2400多年前就被华夏民族祖先在《内经》中定义为“天地阴阳二气交感所化生”，进化产生的物种只占一小部分，指出把物种起源归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是一种崇洋媚外的不自信、同时又指出：从还原论与循证医学的思维方式出发，把医学理论建立在没有人类生机的尸体解剖学上，是西医不讲究病因、不探索病理发展过程与转归规律的的错误源头，也是生物免疫学家找不到基因突变、基因逃逸不受监控原因的致命错误所在。
十七年前，在总结被三甲医院判死缓三月半年至一年执行的晚期癌症病人中，将病人所受放化治疗的多少的对比中发现：放化疗少或没做过放化疗的病人，延长的生存期和最终的治愈率，比有钱有权认真相信科学的患者要高出好几倍。为此我提出：原则上放化治疗越少越好、不做更好，事实上到了不得不做之时，为先保住性命也必须适当做的观点。可得到的呼应也仅仅是有缘的普通工农和具有一定文史哲素养的知识分子。大多数社会精英患者和医药学界专家们，仍然将科学主义当作他们的主心骨，用人为的技术手段，毫无顾忌地推动带着充满血腥与铜臭的科学向前发展。
面对如此态势，政府为拯救患者提出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医疗转变，本质上的良苦用心昭然可见。但如何落实这个中心转变的过程，不客气地说，体制内专家恐怕还无法拿得出靠谱的定见。唯一可以借鉴的只能是与樊代明院士提出的“整体调控”法异曲同工的“调动整体力量攻击局部阻滞”的癌症防治法。
毛泽东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句话用在健康与疾病防治理论的评价中再合适不过。试想：作为病患者生死司命的医生，连病从哪里来、怎么来的路线图都规划不出来，那防治理念立足的核心又如何确定呢？说句刻薄的话：发展了几百年也兴旺了百余年的西医，不过是利用了人们追求近期利益、忽视远期祸难的弱点，用资本绑架学术，结成同盟后又绑架了政府的强制性权力，结成无坚不摧的力量，用科学为借口迫使社会公益事业发生质变、迫使学术改变方向，共同变成为资本服务的工具而已。这就是西医药科学、现代中医药科学的光环掩盖下的本质？
当然，需要强调的是：“以治病为中心”的健康保障是以人文普遍西化为拳头开辟市场的，就像美元离了美军就无法控制世界一样，“以治病为中心”的健康保障模式如果离开了人文西化的保障，就不可能风卷残云般攻占和统治全球医药市场百余年。据此可以说：“以治病为中心”的医学模式造成的健康灾难，是人文西化与资本和强权共同创造的杰作。要想让这一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主管部门率先通过深刻反省去除人文西化、恢复中华文化自信是必须的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