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癌症为什么被称为绝症？医学界为什么百年以来都不能战胜它？
答：癌症根本不是什么绝症！甚至连“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这句话用在癌症防治上都不合适。亊实上，一就中医来说，癌症就像日常伤风感冒一样好治，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一、由于病因太隐蔽、临床医生们很难突破在对常见病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形成的思维定势的束缚，无法清晰地看透隐蔽在令人费解、惶恐的表面现象背后的简单真相；因而历时数百年无法认清有效的防治方法。二、病程太长，作为一医生，既为名声所累、不愿意背上在人们心目中不知天高地厚的骂名；又为生计所累，毕竟要养家糊口啊，在找不到有效的防治方法之前不敢越雷池半步。久而久之，一个由常见疾病衍生形成的慢性病就被人为地定性为不可治的绝症！至于百年以来独霸医学话语主导地位的西医来说，由于认识思维方式的错误和理论与实践根基浮浅的局限性，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要想从本质、根基上战胜癌症都是不可能的。
问：说癌症对于中医来说，像治感冒一样简单的理由何在？
答：世界上的事情都有个共同的道理，即“原因和结果的同一性”与“功能性变化和器质性变化的同一性”，比方说：没有人心向背的大变化，就不会有社会的动乱与政权的更迭；没有国际间涉及根本利益的争夺，就不会有战争；没有积极向上的文化底蕴及氛围，就培养不出真正能推动社会发展的精英。医学也一样，特别是像癌症等免疫性疾病防治这样，属于跨越多个学科、几乎包含了人类迄今为止所有在认识自然和顺应自然、改造自然，让自然为自已服务的整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积累起来的所有知识的学科，所包含的病因理论和防治理论，都不可能用超越因果规律的方法去获得；都不可能认为任何疾病会无缘无故地从天上掉下来；任何疾病的产生，都无一可以例外地要有一个从原因到结果、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原因往往存在于无法量化的过程中，功能性变化的过程，以迄今为止的科学水平，对其中绝大部份看不见、摸不到、人们对它的存在还一知半解的东西，也一样是无法通过量化的形式来表述的。用一句古话来给此类既是客观存在的、又是无法量化的事物，从哲学上给定一个性质就只能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包含的深刻内容。没有“道”的源头、哪里还会有“器”的产生？而医学正是“道”与“器”完美结合的产物。从这个认识意义出发，执疾病依据之“果”，索疾病产生之“因’，我们就会发现：癌症根本就没有什么具体的病因！癌症的产生仅仅是一个由多种综合因素共同构成的持续性、渐进累积性发展变化过程结出的苦果！明明知道这是一个目前的科技水平根本没有能力找到物质依据的、属于“道”的层面的“过程”本身，偏偏还要不自量力、打肿脸充胖子去苦苦寻找，怎么能找得到呢？假设现代医学如果不犯这个认识思维方法上的错误，怎么会集天下人类精英、穷天下财力、物力历时百余年都弄不出个所以然来呢？
原因只能在于西方医学家们，在循证医学的误导下，首先犯了个“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后，不思反省、将错就错，又犯了盲人摸象的错误，以致走上南辕北辙的不归路！一个简单的问题，就这样因主导者思维方式的偏差变成了一个遗害千古的、既可悲又可叹的人为灾难！
问：那么，治癌症像治外感一样简单的话又从何说起？
答：接着前边的话题首先从癌症病因说起。从理论讲，治病必须首先确认病因，而事实上癌症并没有一个直接的、具体的病因，它只是一个综合复杂的、持续、累积、渐进的病理发展、变化过程的结果，在走完这个过程形成代表疾病的物质依据之前，这个过程都是以“气化失衡“的形式存在。无论从认识方法上看，还是从特定防治方案的层面看，这都既是一个由“道”的层面向“器”的层面转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由功能性累积量变向气质性转归变化的过程。从临床实践上讲，我四十余年的临床经历总结证明：尽管形成并推动这个病理发展过程的原因千差万别，但综合起来无一不出自体内“一种共同的状态”所决定的“三种表现形式”：一种状态是：“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三种形式是：常见疾病的“失治”、或“误治”、或“治疗不彻底”留下的隐患长期在体内存在，给体内五行经气运行形成阻滞，进而影响整体气、血、津、液升、降、浮、沉运动的平衡，使后续生产、生活活动中入侵的外部毒邪，和体内饮食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毒邪不能及时、彻底的排除，而持续、累积性滞留于“其气必虚之处”。日积月累、恶性循环，使体内环境恶化程度日益加重，当这种毒邪累积的度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加上了，功能性累积变化阶段结朿，在恶化的内环境对“邪之所凑之处”的肌体组织的薰蒸作用下，发生质变产生了癌症。
其次，说说如何象治感冒一样治癌症的话题。在正式探讨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梳理一下以传统的辩症论治的方式沿用至今的癌症防治思路与方药。
“扶正祛邪、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这十六字诀是近代以来中医药学界防治癌症的经典方案。从大的方面讲，这个方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是“道”的层次，即取十六字当中前面四个“扶正祛邪”。正面的解读应当为：扶正以祛邪。即不使用直接祛邪治癌的方药，仅仅使用有益于消除五行乘悔有效用的方法和药品、通过对机体整体防御系统机制紊乱状态的调整，让防御系统功能在气、血、津的升、降、浮、沉运动中，逐步消除阻滞，恢复动态平衡，以发挥正常的防卫功能，完全逐出蛰伏于体内促成内环境恶化、导致癌症产生的毒邪，最终使癌细胞失去生存条件，在免疫细胞的迫使下，进入发炎、肿大的过程后，一批批先后坏死，从而达到“无为而治”、“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第二个是“道”与“朮”相结合的层次。即：在处方用药上，根据癌病灶所在位置或属脏、或属腑，或属阴；或属阳，或在经、或在络，或因气血、或因痰瘀等等差异，在有分寸地把握调补气、血、阴、阳、及引药归经的基础上，确定加入或清热解毒、或活血化瘀、或软坚散结的药物。
这种“道”与“术”相结合的方法所具有的优势是靶标明确、面面倶到。而缺点则是重局部、轻整体，重祛邪、轻调控，由于对该方案理解与执行者在认知的深度和广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在临床实践中能够取得的效果，就势必大打折扣，达不到治病必求其本的要求，因取得的成绩仅仅比较西医效果稳定，并且副作用伤害更小的成绩。使博大精深的中医瑰宝，不能尽其所能地比西医更有效地发挥保障民众健康的主力军作用，而惰落成西医的附庸，只能在癌症防治中给西医当下手，不仅丧失了人类健康保障的主导权，还几乎遭遇了被“伪科学”化，要求退出医疗体制的厄运！仅仅成为因经济条件差、或因看透放化疗的毒副作用而选择中医的铁杆病人，抓住机遇、以生死相托的那少数人抓住的救命稻草。尽管这种水平客观上也救治了不少病人，也替西医收拾烂摊子时揩屁股立下了功劳，一则毕竟失去了主导权、失去了大量的政府财政支持、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广阔空间；二则因对“扶正祛邪”理解和实施上，“重术”不“重道”使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导致成功的学术成果不能普遍、快速的复制，仅仅靠全国硕果仅存的数百位老中医，以古老的、不完全成熟的辩证论治为工具，企图以师带徒的形式，在违背中医药学发展规律的《执业医师法》和《药品管理法》的淫威下，重振中医的辉煌。主观上说，政府主导者志向不可谓不高远！但回到前面讨论的核心问题：违背了“原因与结果”、“功能与器质”的一脉相承的逻辑关系，这条路真能走得通吗？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民众健康保障的大厦最终要靠中医来支撑！中国医改成功的关健在于中医能否成为主力军！而中医要成为主力军的前提条件，首先不在于国家财政投入多少！也不在国家为中药的生产提供了多少条件!更不在于政府为中医药走出国门做了多少事情！而仅仅在于创立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的《中医师法》和《中医药法》！全面解放中医药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纵观中医药发展的历史与現实，结合本人历时四十余年、以自身为试验活体，生死悬于一线二十六下次所创立并在十二年实践中，被证明针对以癌症等免一疫系统疾病，具有100%疗效的中医免疫系统功能紊乱防治法综合而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医自古沿用至今的“扶正祛邪、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这十六字癌症防治方针，无论方向的“道”的层面上、还是在具体施治的用药选择上，可以说都初步具备了“道”与“术”结合的雉型。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对“扶正祛邪”一语本意理解的不同差异，形成了同源异派的两种学术思想。
其中，代表现代中医癌症防治主流，凡是从学院走出来的无论是基层的中医科主任，还是中医科学院的专家们，对“扶正祛邪”一语的解释大都是“扶正药加祛邪药”；而代表民间医生的解释则是“扶正以祛邪”即通过扶持正气使邪气自退、疾病自消，即用无为而治的方法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在临床实践中，前者受困于中医西化思想的影响，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以致在“扶正祛邪”一语的理解和实用上，“重术而轻道”导致中医对免疫系统疾病防治事业上停滞不前，埋没了华夏五千年文明的瑰宝！而后者因在理论上理解得当、在实践中也重点贯彻了以整体平衡之道为主，以局部平衡之术为辅，“道”与“术”并重的思想，并因此在用药上一以符合生命产生、健康存在的生物学规律为医学服务原点；以疾病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对人体生物学规律的影响、伤害为着眼处，变复杂为简单、化腐朽为神奇，用无可置辩的事实，佐证了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佐证了只有中医药学才是人类健康不可替代的保护神！但缘于中华文化百年衰微造就的：政府卫生管理机构已经全盘西化的在中医教、研、药、医领域有意无意设置的制度陷阱的反作用，使有益于医学发展贡献远在西医科学之上的中医药成果被边缘化，不能有效地服务于社会！甚至连研发人要将自己集一生心血的创造出来的、价值不在“神七上天”之下的宝贵成果无偿交给国家的美好愿望，都因为没有相关法律为依据而不能实现！也同样缘于制度陷阱推崇的西方健康理念的潜移默化，广大民众在享受不到先进的中医药成果的同时，不得不把自己宝贵的生命和毕生的积蓄、甚至连遮风避雨的茅庵也乖乖地、心甘情愿地变成错误医学思想、错误健康理念赖以生存、发展、延续的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