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共镇沅县委书记 朱铮
我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饱受喉癌困扰之苦，2005年又查出患有结肠癌。如今已是83岁高龄，仍健在人间，完全得益于中医的扶正祛邪，阴阳调控，增强免疫功能的施治手段，实为万幸！
昆明市西山区残联康复医院肿瘤专科医生陈欣防治癌症理论精辟深刻，手段独树一帜，使我十分钦佩！受其启发，禁不住就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谈与中医结下的不解之缘，兼驳张功耀等人叫嚣的“废除中医”谬论。
我1957年从中央党校毕业后就任墨江县委副书记，1958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超英赶美”运动，县委选择了位于通关公社的蚌坪铜矿作为大炼钢铁的战场，集中万余名民工，任命我为总指挥。当时，从选矿到冶炼都没有什么机械和设备，没有地质资料，没有工程技术人员，完全凭感觉靠人力和土办法、土高炉盲目乱干。楚雄地委书记郭庆吉每天电话不断，督促“放卫星”，要求日产三至五吨。
我那时34岁，凭一股革命热情，白天黑夜拼命苦干，这里不出问题，那里就出问题，忙得不可开交，放不出卫星郭书记在电话上大加训斥责骂。一年来，因为大会、小会、电话会讲话过多，特别是在风箱旁边讲话，必须声音放得像高音喇叭，久而久亡，声音逐渐沙哑，并越来越重，医生诊断为喉部结核。
1960年春到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住院疗，主治医生李枢，曾留学法国，在巴黎开过耳鼻喉科诊所，我抱着很大的信心和期望求治。能够找到这样一位有名望的专家为我治疗，想来我的喉病是指日可待的了。
李主任主要采取的治疗办法是服用清热解毒的片剂，同时用喷喉、熏喉，钢球按摩等物理疗法。住院一月有余，病情未见好转。当时的症状是声音沙哑，讲话吃力，发音不清晰。李主任和另一位医生对我说，要改变现状，恢复正常是困难的，建议我出院，回家去休息2-3年，最好是少讲话或不讲话，才有可能改变声带功能，使其好转，否则，若继续下去，有失音的可能。我听了后，好像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深深的陷入烦愁中！
留学法国、在巴黎开过诊所的权威专家对我的病束手无策，叫我出院，我该怎么办呢？经过反复的思考以后，认为既然西医的权威专家治不好我的病，只有转向中医。我相信中医博大精深，有几千多年的历史，对疑难病症或许有独到之处，于是毅然决然面向中医。
上世纪60年代前后，昆明中医界有四大名医：戴立三（在中医界名望最大，被委任为云南省卫生厅的副厅长。）、吴佩恒、姚贞伯和李继昌，他们发扬光大中医传统、治疗疑难杂病都有很高的造诣。
我找到的是吴佩恒。
吴佩恒老先生时任云南省中医学院院长，在昆明是一位医术精湛名气较大、德高望重的老中医，善用附片入药、人称“吴附子”。他详细询问了我的疾病的起因，治疗的过程。仔细把了脉，触摸了喉、胸、腹部后说：你的病产生于风寒湿热，因时间较长（已将近两年）虚火上升，瘀结于喉部。一般的看法是用清凉解毒之药，但根据病情，是无效的。因此必须引火归源，把虚火引入丹田，方能使病情缓解，逐渐痊愈。他所开的处方，第一味药附片一公两，第二味药是“上桂”，他解释说：上桂乃从越南进口的肉桂，又名高山玉桂。并说：国产的肉桂皮薄，疗效差，高山玉桂其皮厚，疗效反而好，他叫我煎服时；把肉桂内层含油脂的部分刮下，碾成粉状，外皮丢掉不用，不要和其他的药同煮，待其他的药煨好后，倒入容器中，再将粉状的肉桂拌入药液中同时饮服。又说：附片和肉桂是此剂药中的主药，必不可缺少。此外还有麻绒、细辛、干姜等10余味药，大多为热药。对一个长期喉炎多视为热症的病人，用大量热药医治，非吴佩恒先生无人敢用，而其他医生不敢涉足也。我深信吴佩恒先生对我的病情之诊断，深感吴先生之医术高超和独特之见解。时在一九六一年的春季，我已调任思茅地区中共镇沅县委书记，由昆返回思茅时，一次配药30服，到镇沅县后即按吴先生所交代的办法，按时服药。经过将近3个月的时间，服完了30副中药，自我感觉良好，讲话也不像以前那样吃力，发音也较清晰，喉部的沙哑干燥程度也都大为减轻，自我感觉病症好了约70%。我又第二次赴昆找到了吴先生，诉说症状减轻的情况，他又作了观察诊断后说：处方修改后再吃20副。他对处方的修改只是在主药量上略有减少，药味如前。我带处方返回，又配20副，按前法服用，待20副中药服完后，自我感觉病症已好了95％左右，喉部沙哑、干燥不适的感觉基本清除。经过了两个多月以后，我第三次又到吴先生的家里，见到吴先生说了病情基本痊愈的情况后，吴先生说汤药不用再吃了，用一个单方继续服用就可以了。单方是用上桂(高山玉桂)将外部的粗皮除去，留其内部的细嫩部份，切成薄片，放茶杯中用开水泡服，开水饮完后再加开水浸泡服用，日服若干次，要连服3—5个月，以巩固疗效。我回到思茅，在专区中药材公司一次购买了由越南进口的上桂(高山玉桂)一斤，时价90元人民币(现在这种肉桂市场上很难见到)带回镇沅县后，如法饮用半年，病已痊愈。直到现在我已八十三岁，未有任何后遗症。医病过程，虽已过去40余年，缅怀往事，终生难忘，深深感到祖国中医学之博大精深，也深深的怀念吴佩恒老先生的医术高超，医德厚重，其在医学界的大家风范堪称楷模。吴先生虽已作古，但其在中医学院任院长，传授中医之奥秘，其高徒遍及云南省内外，秉承吴先生云遗愿治病救人，造福社会。
2005年，我在楚雄州医院查出患了结肠癌，做了切除手术，化疗8次，感觉并不太好，又转向中医求治。去年以来，坚持服用扶正祛邪、阴阳调控、增强免疫功能的中药，现在情况基本正常，到医院检查未发现新问题。
我写这一篇回忆录，绝无贬低西医之意，亦无故意哄抬中医之举，只是记录了事实的经过面已。记得在五十年代，毛泽东主席曾提倡“中西医并举”。“中西医各有所长，不可偏废”。中西医各具千秋，西医在检查、化验、治疗、手术，有科学的先进的手段，治疗效果显著，有目共睹；中医有几千年的经验，用望、闻、问、切、手段为大部份国人治好了病，尤其在医治疑难病症方面有其独到之处；治愈病人不计其数，成果不能泯灭。当然，看不准病的就治不好，中医中有庸医，所谓庸医杀人；西医也有误诊、误治情况手术失败、致残、致死事件也屡见不鲜，不能因噎废食，攻其短不计其余。吴佩恒老先生治好我的喉症，尽显中医之奥秘，医学院对我的喉症状束手无策，也不能妄说西医无能。
去年，某医学杂志上发表了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功耀的两篇文章：《告别中医》、《再论：告别中医》，狂妄斥责中医是“伪科学”，编造罪状说中医是“自我标榜、仁心、仁术、装腔作势，欺骗患者，推引异物、污物、毒物、入药”，以“奇方奇效为难患者”。还罗织了三条罪状，说中医是“学风飘浮、囫囵吞枣”；“囿于书卷，轻视现实”；“捆绑祖宗，狐假虎威”。张教授废除中医的妙论，真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反过来，我们审视张先生既是哲学博士生导师，对哲学可能有所研究，但对中医学却是门外汉堪称是个“学风飘浮”，“囫囵吞枣”不通学者。不知张先生是否研究过“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众多中医学的典籍名著，指出一些谬误予以纠正，再指责中医，就不致于出现那种数典忘祖，废除中医的谬论。其次，轻视现实的也正是张教授，中医治好了众多的病人和疑难病症，我就是其中之一，而教授视而不见。再次，“狐假虎威”的也正是张教授，祖国中医有数千年历史，为中华儿女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张教授凭借博士生导师的“虎威”，就想一棍子把中医打死，扫地出门。
张功耀教授废除中医的谬论，是从主观、偏执、狂妄出发，摆出了教师爷的架子，表面上霸气十足，实际上是无知(对中医学)的表现，恣意对不懂装懂的中医学罗织罪名，大加斥责，口出狂言，妄加议论，背离祖国多年之文化，毁弃国人长期依赖的健康长城，令人匪夷所思，诚可悲也！
陈医生为我省去30万元
武定县狮山镇沙朗村的戴桂芬，今年63岁，2006年7月腹部一天天鼓胀难忍，8月15日到县医院检，腹腔里全是水，诊断为肝硬化晚期！住院治疗期间，每天打吊针，每天吃33粒药，10天后出现呕吐状况，吃不进东西。15天后转到昆明云大医院就诊，医生说她是药吃多了胃溃疡，叫她住院治疗，一边打针吃药，一边抽腹水，但仍不见效，做了CT检查，“拿不准”是什么病，于是转到云南省肿瘤医院。在肿瘤医院住院检查了5天，发现子宫长了个肿瘤，确诊为卵巢癌。
戴桂芬对笔者说：“我做了第一次化疗就回家了，回家后就开始掉头发，掉成了光光头。15天后做第二次化疗时，医院又从头到脚检查一遍，照心电图、照胃镜、照肠镜……整得我难过死啦，要死不得活！我耳朵又不聋，还检查了听力。住院11天，天天抽血化验，上午抽血，下午打补血针，整得我体重从60公斤下降到49公斤，走路都要两个人扶着走。医生叫我回家去养好身体，15天后做第三次化疗。”
戴桂芬的女儿陈永琴在县城打工，2006年10月23日在母亲第三次化疗只差4天时，她看到《云南法制报》登载昆明市西山区残联康复医院陈欣医生治疗癌症的报导，急忙把报纸拿回家去给父亲和哥哥看。看后一家人商量决定，管它是真是假，就找这个陈医生试试。
戴桂芬已经虚弱得举步维艰，不能亲赴昆明，由陈永琴与哥哥第二天一早乘班车上昆找到陈医生。陈医生仔细研究了兄妹俩带来的各种资料，精心配制了一个疗程的药，让兄妹俩带回家去给戴桂芬服食。服食到第26天感觉好多了，能吃能动了，从此再没去医院，坚持吃陈医生的药。
2007年4月16日，上午，戴永琴与丈夫、儿子、女儿一道上昆明对陈医生表示全家人的谢意，让陈医生看看她做化疗掉光的头发全部长出来了，说她现在像从前那样能吃能睡，体重恢复到60公斤，照常做家务事，下地做农活，“哪个见了我都说不像是病人！真的，去医院验血，样样都正常”。
戴桂芬对笔者说：“我在三个医院住院，前前后后，总总共共花了6万多元，大部份是娘家借的，娘家也穷，是政府搞建设占了地补偿的钱。6万多块钱白花啦，病治不好，医生还叫准备30万元做手术。我哪点去找这多钱，卖房卖地也不够，只有等死一条路。想不到有缘遇着陈医生，陈医生不但是我的救命恩人，还挨我免去了30万元钱”.
（吴学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