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主管副总理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有责任厘清现代中医与传统中医的本质是非
面临中医灭顶之灾，穷尽心力捋清现代中医产生、发展的原因与途径、发掘出发生背叛的本质错误，让祖宗传给我们的中医之魂有所依归，为中医复兴重构明确的基础，并籍此重振华夏文明的未来。自《中医药法》研讨起至被审查通过止，全国体制内外的传统和民间医生、甘肃的刘维忠主任、运城的田康立局长、国家中医国情调查组、教育部健康电视台等，关注中医命运的个人和组织做了艰苦的努力与抗争，最终都无济于事。违背中医自身发展规律，用科学改造中医的主旨还是被写进了《中医药法》。
那么，这件本不该发的事是如何发生的呢？
答案首先只能是：国务院主管领导及下属中医管理机构人文西化，看不清传统中医的本质，在强大的科学力量面前，默认了人与资本的逐利性，轻易地让这种本质替代了社会需求的公益性，并把这种不该发生的质变，强加在中医教、研、药、医各领域的管理中。
社会公益性与人和资本的逐利性是不相容的；与中医自身核心思想是不相容的；与中医自身发展规律也是不相容的！失去了政府的正确主导，人与资本的逐利性就既不接受道德底线的约束，也不管什么中医思想和什么发展规律。近三十年来是这样，立法前后至今也是这样。如果政府主管当局能看清这个关节点，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在确保公益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寻找既符合中医自身发展规律又有益社会的方法来实现这种包容性的粘合，那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大事业成功是毫无疑义的。
问题在于：当中西医结合这口号根据社会公益要求被提出时，虽然客观上具备了可以把中医和西医两种资源以中医包容西医的方式整合在一起以满足人类健康的公益要求，但主观上由于中医药外行的文卫主管当局，崇尚西学、丧失文化自信，纯以为资本服务为目的，草率地以“中医不符合科学”的先入为主之见，形成确定了西医学为主、中医学为辅助的错误指导思想，否定了环境产生万物的自然规律对中医药发展的主导作用。客观上，百年西化教育的潜移默化，中医师队伍内部也相应出现了因无法把深奥、玄妙的中医药理论简约到具有普效性、可复制性的程度。面对这个难题时，出自各不相同的学术观点和人生价值观的分歧，而分裂为守旧与西化两个阵营。
守住整体思维方式的传统中医认为：中医与西医是两个不同性质的学术体系，西医的思维方式不适应于中医，中西医之间没有结合的可能，于是拒绝和排斥西医。这部份人，基本上是以民间社会地位较为低下的民间中医为主，他们的学历与处境决定他们受到的西化影响较少；虽然临床实战经验丰富、但疏于理论研究的局限，无法从实践中找到切入点而破解中医没有证据支持，既说不清、也道不明的理论深奥玄妙的问题，往往在讨论时被主张西化的人所垢病，又拿不出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依据让西化中医闭嘴，让管理层改变“科学”决策。如果当此之时，国家主管机关真正做到忠于职守、勤勤勉勉，不犯错、有胆识、不畏难，利用政府的力量支持传统中医完成理论简约性、可复制性和效果普遍性问题，那中医复兴运动必然篷勃而起！
问题就出在这只是假设！中国几千年官本位积习沉淀的惰性与西化阵营中高学历、高地位官员学者组成的利益联盟，共同绑架丁国家主管机构的强制性权力，强强联合、各得其所，前者完成了推动中医现代化的组织任务，后者获得政府政策和财力的支持加速中医药西化的进程。方向路线错误的主导作用，成全了违反中医药发展规律的《中医药法》的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