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事实、现实与科学之间的困惑
自2004年7月1日，在昆明市西山区残联康复医院悬壶，从事癌症病因临床防治研究至今，再过半年就整整十二周年。感谢病人、同道师友、长辈；感谢原中医科学院副院长王雪苔教授及原广东中医学院长邓铁涛大师、原江苏中医学院院长朱良春大师、原湖南中医学院院长李今庸大师的关爱；感谢原贾谦教授领导的中医战略课题组、社科院陈其广博士领导的中医国情调查组的支持；感谢中央电視台、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的关注，使我得以逃脱牢狱之灾，集中精力在临床近六千例病人救治的实践中丰富、完善和验证了：由癌症病因、癌症防治方法和临床用药原则共同组成的“陈欣免疫系统功能紊乱防治法”，对于以癌症为代表的免疫病进行积极防治的效果的必然性。为中医药科学在未来的人类健康保障大业中获得话语主导权，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往后的医药科学发展的事实将证明）任何所谓“科学”的理论都无法撼动其根基的发展条件，在被西方认为无可奈何的领域，用铁的事实证明了植根于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医药“伪科学”，远比戴着皇冠把生命当作物件，根椐“循证”的结果，随心所欲进行打理的西方文明要“实事求是”得多，要更加符合疾病产生、发展，变化規律。不管外人怎么看我，既然我的研究已经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就应当在“实事求是” 的行事原则上坚持下去。
坚持的日子，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不好过的。更何况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领域……。卞和为了坚持一块在一般人看来其貌不扬的玉料里，包藏着（后来被玉匠加工成：价值连城的和氏璧）一个无价之宝。他支付的代价是：经历先后跨越三任国王，被两任楚王分别砍去一手一足；布鲁诺为坚持宇宙“日心说”，为此支付的代价是：被罗马教皇烧死在火刑柱上；我坚持下去要支付什么样的代价呢？只能听从天命的安排了……
面对几乎竭尽一生心力所创造的，证明中医药科学非但不是“伪科学”，而且是整个世界发展到現在的自然科学水平都还没法完全解释得清楚的，深奥的宇宙科学之一。人们怎么如此浮躁、如此短視，没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承认天外有天、不承认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人类实在还很年青，甚至可以说还很幼稚，还有不知多少未知的事物需要我们一代代坚持探索下去，才有可能为后人提供一些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认识史的线索呢？
其实，路是人走出来的。不管是山间小道、还是悬崖峭壁，只要探路的人有明确的目标、有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毅力，有在诸多矛盾与困惑中不迷失方向，善于反省、善于从自己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别人的成功中悟到启迪一路走下去，尽管走得很艰辛，成功都是有指望的。关键在于反省，不要在人云亦云中迷失自己。从事癌症病因防治研究四十余年来，我无时不用上述思想约束自己，唯恐被世俗的力量所改变。正因为自己对自己警钟长鸣，无意间为自己培植起了不为权倾、不为利诱的定力。正因为有了这种定力，当面对权威、面对强权、面对人世间的一切屈辱时，不但不会因此而沮丧、畏难，相反还更加激发出坚持实事求是为实現目标即便撞了南墙之，也要在处理好伤口、调整好思维角度后毫不迟疑地往前走。
当我把家乡（云南省宣威市来宾镇）癌症发病率逐年飚升的事实，通过历史和現实的对比，否定了中央和省市的医疗专家们“宣威癌症的高发率与烧煤和吃醃制肉食品有关”的结论后，随即果断地认为癌症久攻不克的原因是：用错了用以指导研究的思维方式，并在此错误的误导下，找不到真正的癌症病因，找不到的符合癌症产生、发展、变化規律的防治方法和药物。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大胆地设想：既然現代肿瘤学的专家们对癌症病因的确认尚且如此含混清、模棱两可，那么，他们在临床防治方面取得的成绩的科学性也就值得怀疑。要想彻底战胜癌症，我必须另另辟蹊径，从没路的地方自己走出一条路来。又于是我把研究的对象锁定在自古迄今可能找得到的“百中可救一、二”的病例研究上来；锁定在科学院的专家们視野之外，大自然的阴阳造化之功与季节、时令的更替对植物药用功效的影响上来。
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当人们面对一种新事物、新事态时更是如此。在面对被称为“不治之症”的癌症病人时，作为一个单纯的自然人，找到我们这些被称为“伪科学”的“骗子”医生时，他们关心的是口碑相传的效果，没有经我们治疗的老病号的推荐，一般是不会来找我治疗的。既然来了的就有一定的信任为基础，有些是经媒体介绍来的，若不是被三甲医院判了死缓，时日无多，没有退路可言，是不会死马当活马医“赌一把的”。也可能因为这种赌一把的强烈求生欲望的支撑，这些原本只有三、五月可活的病人，是不可能又经我们的治疗意外地生活了一年、两年，甚至有治愈的。可怜又可惜的是那些刚查出来、或刚做了手术，还没有经受过放化疗伤害的中晚期、晚早期癌症病人，以他们的病情轻重程度、体力支撑条件至少有60%可以不太费事就治好。但整个社会都在流传着的要相信科学，真理，谁又愿意放着名牌专家不信，来找你这个被称为“骗子”的人呢？即便病人自己愿意，家人，特别在是文化素质不高但也不低的家庭环境中，病人的意愿是身不由己的。在此类即便是错误，但在因“群体而疯狂”的意识误导下，不知有多少原本可以轻松拯救的癌症病人，活生生地、心甘情愿地当着我的面放弃了最佳治疗期，在周而复始的放、化疗摧残下，熬到数过星宿时一切都晚了。在我的行医生涯中，面对这类去而复返，已回天乏术的危重患者，只能感叹：造化弄人?
有一个至今想起来仍令人感慨万千的膀胱癌复发病人的求医过程：云南蒙自农科所的一位李姓先生，一日走进我的办公室，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膀胱癌病人，今天是特意来找你骗的”。我问：“什么意思”？答复是：“手术之后一年半，化疗做了六个疗程，复发了。又做了手术，两个月后又复发了。今天是第三次手术后，医院要我马上进行化疗，我的老伴也苦苦相劝要我相信科学。我以为：我对科学够相信了，叫做手术就做手术，叫化疗就化疗，可是癌细胞老跟我过不去，再这样相信下去，不知那一天会被科学化死掉。老伴说中医是骗子，不要听他们忽悠！我答复她：我宁愿被中医骗死，也不愿被科学化死。从心里面讲，我来找你并不是相信你，而是无路可走了，你即使真是骗子，也心甘情愿地让你骗！到了这般光景，只有赌一把了”。我佩服他的坦诚，明确告诉他：“医药费减半收取，我们就一起骗个玩玩”。经过一年半医患之间密切配合的努力，终干成功地把他治愈，至今已十年过去，李先生在含饴弄孙的天论之乐中尽享人生之精彩。时至今日，偶尔想起他愈后、分别前我们的玩笑：回去告诉你太太，陈欣不负重托，总算把你骗好了的诙谐，仍不免忍禁不禁，感慨：原来命运作弄人的结局，有时主动权还真操控在自己手中，是生是死仅在那做出选择的一瞬间……。据此推论上苍还是公道的！
落叶知秋，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样！不走到生死的临界点，就无法深切地体悟生存的意义。犯过一念之差即阴阳两隔的错误后，才知道有的错误是不能犯的，天下根本没有制售后悔药的有限责任公司。人生的喜剧大致雷同，仅是限于贫贱富贵决定的喜庆的方式与程度的差异而已，但这毕竟是小节，不管因钱势导致的差异有多大，喜庆的程度决无二致。与前文中的李先生不同，湖南的丘女士，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丘女士是2012年6月赴昆寻求治疗的中晚期肺癌病人，根据检查材料和症状分析的结果显示：病情虽重、然看得见的转移（西医用语）面不宽，仅限于两肺，并且现有的材料显示转移不牵涉咽喉、支气管及肺门等要害位置，在免疫系统功能恢复动态平衡后，迫使癌细胞发炎、肿大、坏死的过程中，出现肺门阻闭、支气管堵塞和营养衰竭的可能性不大。从预后判断：只要发炎、肿大、坏死的过程中不出现新的合并症不排除完全治愈的可能。退一步来说，即便不能治愈，再延长两三年的生存期应该是没问题的。2013年4月，我在北京注册的肿瘤防治研究院及中医诊所，在中国民间中医医药协会的关注下，正式挂牌开展癌症防治服务工作。2013年6月，丘女士与她丈夫一起赴京汇报病况。无论从精神、饮食、睡眠、气色及行动上都无法把她与病人相提并论。这跟我接诊时的预期相比还要理想。在为其恭喜之余，嘱咐她丈夫：一直以来我们对病人的治疗采取的都是大剂量用药调整，按理由不会如此反应平稳，为防挂一漏万，遗误病机，建议回家后传一个系统检查传来，再考虑是否调整方案。素不知病人回家后仅一月就打来电话，陈述胸闷、气喘等等不适状况已渐次出現，证明了我原来预期的肺癌原有病灶发炎、肿大，原来转移后尚处在隐匿成长期的癌细胞也已通过发炎过程，一批批显露出来，并且有大量毒邪物质在发炎的过程中渗出原附着的部位而进入胸腔、形成胸水；非但如此、进行肿瘤指标物检查可以肯定已呈数十上百倍增加的势头。我再三叮嘱他们：检查结果必定如此，医生看見结果后肯定要认为病情十分严重。我像对全国各地按我要求的时机进行复查的病人的嘱咐一样，要他们明白这是病人体内因“正气得助，有力量与癌细胞抗争，正邪斗争、正胜邪敗的表现形式”。交待他们不要以临床医生的判断为意。该抽水就抽水；该放、化疗就放、化疗；密切配合医生，只要能过过个坎，往后的路就是步步康复的路。其夫唯唯诺诺地答应我。数天后，报来检查结果：原发病灶由当初的4公分，肿大到6公分多，双肺野弥漫性分布多发小结节，胸水已达9公分多；肿瘤指标物也上计了好多倍。医生的意见跟我嘱咐检查前的交待几乎一模一样。不论按我的理论分析，还是临床经验来判定，血常規及肝肾功能的稳定性很好，其它反应也没有令人担心的势头，该病人度过风险期，步入康复期可能性至少在80%以上。我嘱咐病人家属：各种情况很理想，按原定方针：边抽水、边化疗，与中医免疫调控法同步使用，争取平稳过渡，进入康复期。可是“生死有定数、人力难胜天”。当天要灭你的时候，还要跟你商量，让你屁颠屁颠地在前面引路。接下来发生的事，从唯心的角度看证明了造物主多么伟大！从生活常识的角度看，我倒不知还要如何说为好？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不止一次提到过“科学意识”与“取悦群体意识”对事物判断的误导作用，该病友的丈夫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不否认，此前的治疗确实有效，但現在的病情已经无法控制了，我把剩余的药退回给你，希望你能给我1500元钱。说实话，如果我认为该病人确实无可救药了，那我会毫不迟疑地把钱汇给他，凡属癌症病人家庭有几家为了亲人不倾家荡产后落个人去財空的，我从穷困中一步步走来，个中艰辛比谁都清楚。问题是如果同意给他钱，就意味着我前期所费心血将付诸流水，等到病人病情反复回来时，一切都成昨日黄花。因而耐心说服他，不料社会灌输给他的“科学思想”主导着他，无论怎么劝都无用，无奈之下，我只好用最后硬招试探一下，是不是值得为之尽竭全力？于是反问：如果我不给你，你要怎么样？答复是斩钉截铁般的果断：那我到北京卫生局告你！我反问：告什么呢？我有医疗事故么？没有！我有什么做法不合国家規范么？没有！你告我什么？我说：我这么问你的目的一是想继续救你的妻子；二是想看看你是个什么人？值不值得我救？你这么一说，我明白该怎么做了。他把帐号发给我的第二天，业务就把1500元汇入他的账户。天给人的报应有时来得很迟，而有时又旋蹱而致！一月后（2013年9月末）患者丈夫发来个短信，说是报告一个好消息：她的家属已经康复，下地干活了。并特别说明湖南当地医院的院长和主任都想不通，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病人，两个疗程的化疗就好了，问我吃了什么药？他说：我把请你治疗八个月的过程告诉了他们，他们把你的电话要去了。我郑重地告诉他：病人尚未痊愈，目前仅可以说过了风险期，残留的癌细胞还不少；恶化的内环境随时都是复发的祸根。病人丈夫就坡下驴，请我继续为她治疗。我反问他：你不觉得你还欠我点什么？他反应不过来，愣在那里。我补充道：你还欠我一个道歉。如果你愿意写个道歉信给我挂在网上，叫天下人明白：钱虽然要紧！命同样要紧！有时仅凭对医生的礼貌就可能值得一条命。如果你愿意，现在病人已过了预计中的那个坎，我敢说保证把她治好的话，并且分文医药费都不收取。其实，该男子有时倒也爽快，他答道：不就是个道歉么？我愿意写。只是我家属说过她已经好了，要问她愿不愿再吃药？最后的回复是：谢谢了，已经好了，不必再服药了。他们自以为是，认为好了、医院也认为好了。可上苍同意吗?
是啊，如果上苍真同意了，这个世上就少了一个破碎的家庭，那当然是值得恭贺的事。可惜世间事还有可能你以为不怕什么，它偏偏就来个给你看。2014年3月下旬，丘女士丈夫再次发来短信，陈述病人头痛。我建议他头部转移可能性大，最好去做个头部CT检查。一周后结果传来：脑功能区占位，要我尽力帮助。如果转移的位置不在功能区，或许还可有所作为；又或许虽在功能区病灶形体还在很小，很少，到不一定可有所作为，可惜的是病灶的形态和个数都超出了发炎、肿大后可能出現风险的安全线，再加上对病患者及家属道德素质的质疑，如果继续帮忙，一旦风险出現我正拼命设法处置的时候，病家要干的事恐怕是想方设法把责任转嫁在我头上，狠狠地讹我。人心险恶如此，我还有什么必要蹚这潭浑水呢？只好婉言谢绝，请他们另请高明。病家不依，反复致歉，如是者三。终因对人心不古的惶恐，未能出手相助。癌好医，好人难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