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说过不了春节，民间医生说不一定
“实事求是”的作风，往大处说是脚踏实地、不盲目崇拜、不跟风、不弄虚作假，一心一意献身事业的优秀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人，面临疾病威胁选择救赎措施的标准，是以疗效决定取舍，其余与疗效无关的光环一概束之高阁。这种看似平庸的思维方法，在决定生死的大是大非上，往往成了真能救命的稻草。不过，虽然在芸芸众生中，遇到危难时会说：“要得人救、必先自救”这句话的人不在少数，但真正明白了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并能准确地应用到实际生活中的人，恐怕倒也不会太多。“鱼我所欲也，熊掌我所爱也”，毕竟在尘世间，崇尚高官，崇尚权威，追逐利益是一般人的共性，不能说好与不好。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在饥饿难熬时，面对黄金和土豆，其中只能选一种，你说黄金好还是土豆好?按常理，保命要紧，当然选土豆！问题是人世间还有比这种选择还要困难的事情。疾病缠身，命悬一线，可供你选择的医生只有两种，按常理谁的名声响亮就选谁！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至于没有官方身份的医生，一般都是不会纳入考虑的。在这里，人们似乎忘记了一个前提即：任何常识无一不是经验的积累沉淀而形成的；在我们面临一种尚未被认识的事物时，根本就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供参考，一个大名鼎鼎的专家跟一个白痴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选择医生的思维方式稍做调整，以“疗效好不好”作为择医的标准，那就会因此而改变择医条件，生存的希望可能就因此而露出曙光......
人生一世，不过匆匆数十载，尽管短暂却也不乏风雨，不可能都在彩虹中走完人生旅途。彩虹衬托你的浪漫与风雅，风雨又磨练你的意志与定力。不管你内心是否愿意？你每一阶段性的综合经历，都会在你的人生品牌上打上烙印。在风调雨顺的子里，连你自己在内，谁也不会在乎这个烙印与继续过下去的日子有任何关联。但在坎坷来临时，这些烙印就会以它固有的本质属性出现在你的生话中：或者是你的救助者、也或许是为你掘墓的催命符。天道是公平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获得助力还是加速衰亡，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自己修来的。这种因果报应遵循的同样是实事求是的规律，坏事如此，好报也是如此。它不会因权势与富贵而改变，也不会因名声大小而受累。如果说举的例子是普通农工，不足以说明修为与果报的关系的话，一位官员的求治经历可以做出补充。由于：病人还在治疗中，为尽量避免干扰，恕我采用隐讳的方式来讲述。
2013年8月初的一天，我一个在中科院的朋友带了一个他的大学同学找我看病，朋友向我介绍：病人的丈夫是中央某机关的官员，病人也是国家某部的官员。并说单位领导非常关心，通过某副国级领导人安排由中科院某院士兼某肿瘤医院院长亲自诊断。病人的丈夫接着介绍，因病人肺癌病灶包埋血管没有手术切除的条件，并且出现胸椎转移、头部转移，病情特别严重，除了化疗外没有什么办法，医院预计很难度过年关，专家要求家属有心理准备。他接着说，听老同学讲起你有此方面的长处，特来请你帮忙救治。我问：“病人知情否”？回答：“不知。你也不能告诉她，避免不必要的心理压力”。我不置可否。
周一早晨，病人丈夫担心我向病人透底，又背着病人来强调:“一定只说肺癌，不说其它”。我仍然不置可否。按我的临床经验：病人的情绪、病人的求生欲望、病人对自身处境的客观看法，直接决定了对治疗过程配合的好坏。如能让病人知情远比不知情有利得多。至于是否让病人知情？我想还是见面了解后再说，虽然病人的丈夫有决断权，毕竟当局者迷嘛。下午病人到后，我与她天南海北地聊天，暗自把我要测试她心理承受力的相关话题穿插其间。二十多分钟后，我的目的达到了：认为该病友心理素质很好，完全能面对现实。于是收住了话题。她反问我道：“听你谈话的方式和内容，你不像个医生”。我问：“何以见得”？答：“您的谈话跨度太大，短短的时间内，跨越了好几个学科，好像在你眼中，中医是一个跨学科的科学”。我问：“有什么不对么”？她答道：“我认为对！你研究疾病防治的思路跟我研究国家某种关系的思路一样”。我很高兴，认为该患者有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的勇气和定力、有超强的心理承受力，我可以把真相告诉她，争取她的配合。我问她：“头痛么”？答：“痛”！又问：“背痛么”？答：“不痛”！再问：“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问吗”？答：“不知”！看着她平静的表情，我告诉她：“你的病并非肺癌那么简单，还有骨转移和脑转移存在。我把真相告诉于你，我已经犯规了，我违背了你老公的意见”。病人坦然答道：“我老公小看我了”。谈话进行到这种氛围令我信心大增，再次反问道：“知道我为什么要违背你老公而告诉你真相么”？答：“不知”。我也坦言道：“按照现代医学眼下的最高水平判断，院士的话确实不错！你根本过不了春节！但医学的事很复杂，每一种学术体系针对同一个病案都会说出不同的病因和结果。正如你刚才所说：在我眼中，中医就不是一门简单的学科，而是一门跨越多个学科，其中也包括西医，综合而成的学术体系。按照我创立的“陈欣免疫系统功能紊乱防治法”的观点，对疾病轻重的判断标准，首先是透过表面现象找到癌症的病因；其次，才是通过表面现象发生、发展的轨迹，来推断发展过程中量变与质变的各种异同。
按照我在《陈欣谈癌症的中医诊治--癌症病因及发展转移规律初探》一文中所指出的：癌症产生有“隐微”、“渐进”、“急骤”三种类型。其中，急骤型的特点是：“邪之所凑之处”所凑之邪形态大、数量多，阻塞重，对气、血、津、液升降浮沉运动造成的阻滞力也大，毒邪累积性发作的速度也同步加快；从最初的“邪之所凑之处”出现为起点，到走完“进行性”发展过程达到“气失转输之机”的病机转归出现，并跨过临界点进入癌症早期发展阶段，所花费的时日不多。在这一过程中“快速”两个字的内涵决定了在短期内内环境恶化波及的面较宽、生成新的癌病灶的概率也就相应增大，所以在肺癌病灶出现时，前后参差、脑部和胸椎也相继出现癌变。（转移之说是说不通的、没有内环境恶化这个前提条件，已经生成的癌细胞打死都无法越雷池半步，只要它一越过内环境恶化与不恶化的边界线，免疫细胞就会无情地把它杀死）。同样也因为“快速” 二字所决定，癌细胞虽然在大量毒邪的滋养下，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很广泛的根据地，但在每一地区的力量必然很有限。用我的术语说就是密度不大，发炎后、肿大的幅度也不会很大，这无疑降低了出现风险的可能。所以，我认为：“尽管西医说你过不了春节！我仍然认为未必绝对如此，虽然不敢保证能过春节，但同样也不排除能过春节的可能。我之所以把实情告诉你，就是要动员你打一场背水战，大不了就是个“死”嘛，与其坐着等死，为什么不搏一把？万一真过了春节？
病人很爽快地答应了：“那就赌一把吧，赌赢了好，就是赌输了也让你手中多个研究资料”！我很钦佩，一个巾帼女流之辈竟能做出让多少须眉汗颜的决定。于是，我把整个方案的每一步细节告诉她，让她心中有数便于积极配合。并对病人、家属及医生及我，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的任务进了详细的分配，我形象地说:“在治疗开始前，我是这场抗癌战争的战略规划师。一旦打响后，我的身份就变为冲锋陷阵的先锋官；而病人的老公的任务是：心理辅导师兼后勤保障部长；病人的身份则是坐镇中军帐，发号施令。按照整体战略和战役规划执行，根据预设的变化由我调整方案，病人按方案指挥我的进退分寸”。分工结束后，我们无法预料后果的赌博开始了。
往后发生的事，尽管惊心动魄的反应，及反复出现的危机无一不在我的预定方案中。但官方医院对这个过程中发生变数本质认识的錯误与不适当的恐惧，和又历时两年病人仍然健在并且肝肾功能及血常规指标都非常稳定的结局，则并非当初所能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