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事实、现实与科学之间的困惑
自2004年7月1日，在昆明市西山区残联康复医院悬壶，从事癌症病因临床防治研究至今，再过半年就整整十二周年。感谢病人、同道师友、长辈；感谢原中医科学院副院长王雪苔教授及原广东中医学院长邓铁涛大师、原江苏中医学院院长朱良春大师、原湖南中医学院院长李今庸大师的关爱；感谢原贾谦教授领导的中医战略课题组、社科院陈其广博士领导的中医国情调查组的支持；感谢中央电視台、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的关注，使我得以逃脱牢狱之灾，集中精力在临床近六千例病人救治的实践中丰富、完善和验证了：由癌症病因、癌症防治方法和临床用药原则共同组成的“陈欣免疫系统功能紊乱防治法”，对于以癌症为代表的免疫病进行积极防治的效果的必然性。为中医药科学在未来的人类健康保障大业中获得话语主导权，从理论和实践上奠定了（往后的医药科学发展的事实将证明）任何所谓“科学”的理论都无法撼动其根基的发展条件，在被西方认为无可奈何的领域，用铁的事实证明了植根于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医药“伪科学”，远比戴着皇冠把生命当作物件，根椐“循证”的结果，随心所欲进行打理的西方文明要“实事求是”得多，要更加符合疾病产生、发展，变化規律。不管外人怎么看我，既然我的研究已经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就应当在“实事求是” 的行事原则上坚持下去。
坚持的日子，无论在何时何地都是不好过的。更何况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领域……。卞和为了坚持一块在一般人看来其貌不扬的玉料里，包藏着（后来被玉匠加工成：价值连城的和氏璧）一个无价之宝。他支付的代价是：经历先后跨越三任国王，被两任楚王分别砍去一手一足；布鲁诺为坚持宇宙“日心说”，为此支付的代价是：被罗马教皇烧死在火刑柱上；我坚持下去要支付什么样的代价呢？只能听从天命的安排了……
面对几乎竭尽一生心力所创造的，证明中医药科学非但不是“伪科学”，而且是整个世界发展到現在的自然科学水平都还没法完全解释得清楚的，深奥的宇宙科学之一。人们怎么如此浮躁、如此短視，没有一点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承认天外有天、不承认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人类实在还很年青，甚至可以说还很幼稚，还有不知多少未知的事物需要我们一代代坚持探索下去，才有可能为后人提供一些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认识史的线索呢？
其实，路是人走出来的。不管是山间小道、还是悬崖峭壁，只要探路的人有明确的目标、有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毅力，有在诸多矛盾与困惑中不迷失方向，善于反省、善于从自己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从别人的成功中悟到启迪一路走下去，尽管走得很艰辛，成功都是有指望的。关键在于反省，不要在人云亦云中迷失自己。从事癌症病因防治研究四十余年来，我无时不用上述思想约束自己，唯恐被世俗的力量所改变。正因为自己对自己警钟长鸣，无意间为自己培植起了不为权倾、不为利诱的定力。正因为有了这种定力，当面对权威、面对强权、面对人世间的一切屈辱时，不但不会因此而沮丧、畏难，相反还更加激发出坚持实事求是为实現目标即便撞了南墙之，也要在处理好伤口、调整好思维角度后毫不迟疑地往前走。
当我把家乡（云南省宣威市来宾镇）癌症发病率逐年飚升的事实，通过历史和現实的对比，否定了中央和省市的医疗专家们“宣威癌症的高发率与烧煤和吃醃制肉食品有关”的结论后，随即果断地认为癌症久攻不克的原因是：用错了用以指导研究的思维方式，并在此错误的误导下，找不到真正的癌症病因，找不到的符合癌症产生、发展、变化規律的防治方法和药物。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大胆地设想：既然現代肿瘤学的专家们对癌症病因的确认尚且如此含混清、模棱两可，那么，他们在临床防治方面取得的成绩的科学性也就值得怀疑。要想彻底战胜癌症，我必须另另辟蹊径，从没路的地方自己走出一条路来。又于是我把研究的对象锁定在自古迄今可能找得到的“百中可救一、二”的病例研究上来；锁定在科学院的专家们視野之外，大自然的阴阳造化之功与季节、时令的更替对植物药用功效的影响上来。
真理，有时候在少数人手里，特别是当人们面对一种新事物、新事态时更是如此。在面对被称为“不治之症”的癌症病人时，作为一个单纯的自然人，找到我们这些被称为“伪科学”的“骗子”医生时，他们关心的是口碑相传的效果，没有经我们治疗的老病号的推荐，一般是不会来找我治疗的。既然来了的就有一定的信任为基础，有些是经媒体介绍来的，若不是被三甲医院判了死缓，时日无多，没有退路可言，是不会死马当活马医“赌一把的”。也可能因为这种赌一把的强烈求生欲望的支撑，这些原本只有三、五月可活的病人，是不可能又经我们的治疗意外地生活了一年、两年，甚至有治愈的。可怜又可惜的是那些刚查出来、或刚做了手术，还没有经受过放化疗伤害的中晚期、晚早期癌症病人，以他们的病情轻重程度、体力支撑条件至少有60%可以不太费事就治好。但整个社会都在流传着的要相信科学，真理，谁又愿意放着名牌专家不信，来找你这个被称为“骗子”的人呢？即便病人自己愿意，家人，特别在是文化素质不高但也不低的家庭环境中，病人的意愿是身不由己的。在此类即便是错误，但在因“群体而疯狂”的意识误导下，不知有多少原本可以轻松拯救的癌症病人，活生生地、心甘情愿地当着我的面放弃了最佳治疗期，在周而复始的放、化疗摧残下，熬到数过星宿时一切都晚了。在我的行医生涯中，面对这类去而复返，已回天乏术的危重患者，只能感叹：造化弄人?
有一个至今想起来仍令人感慨万千的膀胱癌复发病人的求医过程：云南蒙自农科所的一位李姓先生，一日走进我的办公室，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是一个膀胱癌病人，今天是特意来找你骗的”。我问：“什么意思”？答复是：“手术之后一年半，化疗做了六个疗程，复发了。又做了手术，两个月后又复发了。今天是第三次手术后，医院要我马上进行化疗，我的老伴也苦苦相劝要我相信科学。我以为：我对科学够相信了，叫做手术就做手术，叫化疗就化疗，可是癌细胞老跟我过不去，再这样相信下去，不知那一天会被科学化死掉。老伴说中医是骗子，不要听他们忽悠！我答复她：我宁愿被中医骗死，也不愿被科学化死。从心里面讲，我来找你并不是相信你，而是无路可走了，你即使真是骗子，也心甘情愿地让你骗！到了这般光景，只有赌一把了”。我佩服他的坦诚，明确告诉他：“医药费减半收取，我们就一起骗个玩玩”。经过一年半医患之间密切配合的努力，终干成功地把他治愈，至今已十年过去，李先生在含饴弄孙的天论之乐中尽享人生之精彩。时至今日，偶尔想起他愈后、分别前我们的玩笑：回去告诉你太太，陈欣不负重托，总算把你骗好了的诙谐，仍不免忍禁不禁，感慨：原来命运作弄人的结局，有时主动权还真操控在自己手中，是生是死仅在那做出选择的一瞬间……。据此推论上苍还是公道的！
落叶知秋，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样！不走到生死的临界点，就无法深切地体悟生存的意义。犯过一念之差即阴阳两隔的错误后，才知道有的错误是不能犯的，天下根本没有制售后悔药的有限责任公司。人生的喜剧大致雷同，仅是限于贫贱富贵决定的喜庆的方式与程度的差异而已，但这毕竟是小节，不管因钱势导致的差异有多大，喜庆的程度决无二致。与前文中的李先生不同，湖南的丘女士，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丘女士是2012年6月赴昆寻求治疗的中晚期肺癌病人，根据检查材料和症状分析的结果显示：病情虽重、然看得见的转移（西医用语）面不宽，仅限于两肺，并且现有的材料显示转移不牵涉咽喉、支气管及肺门等要害位置，在免疫系统功能恢复动态平衡后，迫使癌细胞发炎、肿大、坏死的过程中，出现肺门阻闭、支气管堵塞和营养衰竭的可能性不大。从预后判断：只要发炎、肿大、坏死的过程中不出现新的合并症不排除完全治愈的可能。退一步来说，即便不能治愈，再延长两三年的生存期应该是没问题的。2013年4月，我在北京注册的肿瘤防治研究院及中医诊所，在中国民间中医医药协会的关注下，正式挂牌开展癌症防治服务工作。2013年6月，丘女士与她丈夫一起赴京汇报病况。无论从精神、饮食、睡眠、气色及行动上都无法把她与病人相提并论。这跟我接诊时的预期相比还要理想。在为其恭喜之余，嘱咐她丈夫：一直以来我们对病人的治疗采取的都是大剂量用药调整，按理由不会如此反应平稳，为防挂一漏万，遗误病机，建议回家后传一个系统检查传来，再考虑是否调整方案。素不知病人回家后仅一月就打来电话，陈述胸闷、气喘等等不适状况已渐次出現，证明了我原来预期的肺癌原有病灶发炎、肿大，原来转移后尚处在隐匿成长期的癌细胞也已通过发炎过程，一批批显露出来，并且有大量毒邪物质在发炎的过程中渗出原附着的部位而进入胸腔、形成胸水；非但如此、进行肿瘤指标物检查可以肯定已呈数十上百倍增加的势头。我再三叮嘱他们：检查结果必定如此，医生看見结果后肯定要认为病情十分严重。我像对全国各地按我要求的时机进行复查的病人的嘱咐一样，要他们明白这是病人体内因“正气得助，有力量与癌细胞抗争，正邪斗争、正胜邪敗的表现形式”。交待他们不要以临床医生的判断为意。该抽水就抽水；该放、化疗就放、化疗；密切配合医生，只要能过过个坎，往后的路就是步步康复的路。其夫唯唯诺诺地答应我。数天后，报来检查结果：原发病灶由当初的4公分，肿大到6公分多，双肺野弥漫性分布多发小结节，胸水已达9公分多；肿瘤指标物也上计了好多倍。医生的意见跟我嘱咐检查前的交待几乎一模一样。不论按我的理论分析，还是临床经验来判定，血常規及肝肾功能的稳定性很好，其它反应也没有令人担心的势头，该病人度过风险期，步入康复期可能性至少在80%以上。我嘱咐病人家属：各种情况很理想，按原定方针：边抽水、边化疗，与中医免疫调控法同步使用，争取平稳过渡，进入康复期。可是“生死有定数、人力难胜天”。当天要灭你的时候，还要跟你商量，让你屁颠屁颠地在前面引路。接下来发生的事，从唯心的角度看证明了造物主多么伟大！从生活常识的角度看，我倒不知还要如何说为好？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不止一次提到过“科学意识”与“取悦群体意识”对事物判断的误导作用，该病友的丈夫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不否认，此前的治疗确实有效，但現在的病情已经无法控制了，我把剩余的药退回给你，希望你能给我1500元钱。说实话，如果我认为该病人确实无可救药了，那我会毫不迟疑地把钱汇给他，凡属癌症病人家庭有几家为了亲人不倾家荡产后落个人去財空的，我从穷困中一步步走来，个中艰辛比谁都清楚。问题是如果同意给他钱，就意味着我前期所费心血将付诸流水，等到病人病情反复回来时，一切都成昨日黄花。因而耐心说服他，不料社会灌输给他的“科学思想”主导着他，无论怎么劝都无用，无奈之下，我只好用最后硬招试探一下，是不是值得为之尽竭全力？于是反问：如果我不给你，你要怎么样？答复是斩钉截铁般的果断：那我到北京卫生局告你！我反问：告什么呢？我有医疗事故么？没有！我有什么做法不合国家規范么？没有！你告我什么？我说：我这么问你的目的一是想继续救你的妻子；二是想看看你是个什么人？值不值得我救？你这么一说，我明白该怎么做了。他把帐号发给我的第二天，业务就把1500元汇入他的账户。天给人的报应有时来得很迟，而有时又旋蹱而致！一月后（2013年9月末）患者丈夫发来个短信，说是报告一个好消息：她的家属已经康复，下地干活了。并特别说明湖南当地医院的院长和主任都想不通，为什么这么严重的病人，两个疗程的化疗就好了，问我吃了什么药？他说：我把请你治疗八个月的过程告诉了他们，他们把你的电话要去了。我郑重地告诉他：病人尚未痊愈，目前仅可以说过了风险期，残留的癌细胞还不少；恶化的内环境随时都是复发的祸根。病人丈夫就坡下驴，请我继续为她治疗。我反问他：你不觉得你还欠我点什么？他反应不过来，愣在那里。我补充道：你还欠我一个道歉。如果你愿意写个道歉信给我挂在网上，叫天下人明白：钱虽然要紧！命同样要紧！有时仅凭对医生的礼貌就可能值得一条命。如果你愿意，现在病人已过了预计中的那个坎，我敢说保证把她治好的话，并且分文医药费都不收取。其实，该男子有时倒也爽快，他答道：不就是个道歉么？我愿意写。只是我家属说过她已经好了，要问她愿不愿再吃药？最后的回复是：谢谢了，已经好了，不必再服药了。他们自以为是，认为好了、医院也认为好了。可上苍同意吗?
是啊，如果上苍真同意了，这个世上就少了一个破碎的家庭，那当然是值得恭贺的事。可惜世间事还有可能你以为不怕什么，它偏偏就来个给你看。2014年3月下旬，丘女士丈夫再次发来短信，陈述病人头痛。我建议他头部转移可能性大，最好去做个头部CT检查。一周后结果传来：脑功能区占位，要我尽力帮助。如果转移的位置不在功能区，或许还可有所作为；又或许虽在功能区病灶形体还在很小，很少，到不一定可有所作为，可惜的是病灶的形态和个数都超出了发炎、肿大后可能出現风险的安全线，再加上对病患者及家属道德素质的质疑，如果继续帮忙，一旦风险出現我正拼命设法处置的时候，病家要干的事恐怕是想方设法把责任转嫁在我头上，狠狠地讹我。人心险恶如此，我还有什么必要蹚这潭浑水呢？只好婉言谢绝，请他们另请高明。病家不依，反复致歉，如是者三。终因对人心不古的惶恐，未能出手相助。癌好医，好人难做啊！
二、有病无药治与良药无人用的现实
前面一节讨论的是国人在追随西风百年来，在对抗文化的熏陶下，失去了中庸、和谐的核心本质的主导，在随波逐流中迷失了自己。以致看不见大难来临之前的征兆，还傻乎乎地、心甘情愿，倾家荡产地去拥抱死神。虽然所写内容与标题不大搭界，不过随着思绪游荡，想什么写出什么，写了就发，连个标点都留到以后去改正。
这里要讲的是健康领域令人难以理解的社会现实。一方面是：癌症、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艾滋病、系统红斑性狼疮、再生障碍性贫血、白塞氏综合症、肾病尿毒症等恶性病变以及肺心病、肺气肿、结核病、股骨头坏死等一般性疑难病，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或即使有又价格昂贵，不是一般的平民所能消费。闹得医药科学越发展，药价越高；医院越办得大，病人越多。社会发展医药的初衷，原本是以民众健康的有力保障为前提，现在倒好，只有中国独占鳌头，能够保障民众健康的中医药，已经被华夏子孙中的败类们，前赴后继历时百余年围剿得只剩废墟，一项最基本的与民众健康生存的利益攸关的公共事业，变成了以西医药为手段，以逐利为目的的资本运作产业，使民众健康的公共利益成为资本盘剥的对象。
惨不忍睹的现实摆在那里，民众深受其害的哀怨在那里，历代颇有良知的政府官员在那里。他们看不见吗？看得见!但是被历代利益集团培植的汉奸们，强奸民意后，利用法律武器构筑起来的管理体制，让这些有志于通过改革，让医药卫生事业回归民生，回归简、便、验，廉的中医药都付予东逝流水。医药科学发展的路，还在遵循利益集团的指挥棒前进，民众还在用集一生的财富、血肉的身躯，忍受放、化疗的痛苦，来为利益集团的盘剥提供资源。但是我们能怪谁呢?谁让我们在现代出不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呢？因此，我们只能面对现实。从事物发展的纵向看问题，一则，人家是这个领域的源头，不吃你这个销售终端吃谁去？人家的科学技术的目的明明白白的就是为了盘剥你，你既然愿意让人家盘剥，凭什么报怨人家?二则，作为被汉奸们视为医药卫生管理楷模的西方，自身的管理体系原本就因没有中医药文化的优势而漏洞百出，东方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到好，好的没学来，挣钱的本事倒没少学。比如西方人用立法的形式限制抗生素的使用，而中国差不多以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费近60%的抗生素。抗癌药易瑞沙、特罗凯等所谓高效的高价药，生产国用了多少？中国的市场又消费了多少？又有多少化疗药用免费或部份免费的方式，用中国人做活体进行试验？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对这些牵涉跨国集体利益的事进行评价，只是有一个问题如梗在喉、不吐不快。
第一个问是：难道离了学习西方，中国人就走不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医保之路？第二个问题是：能够伴随五千年文明史孕育、护佑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生息、繁衍的中医药学是中华文明的精髓？还是糟粕？如果搞不清楚，就用国家的力量组织一场有关真理的大讨论。确认了是糟粕就毫不犹豫地予以彻底取缔。如果确认了是精髓，那我们就有事可做了。首先，要做的是检讨近百年来对祖宗的不恭之罪，找出犯错误的思想根源和历史根源，并以此为戒把中医药学请进中华文明的神社当祖宗供起来，以昭示后人：近代以来数典忘祖的错误不能再犯。其次，再痛定思痛探索出医药管理所涉及的医、教、研、药各领域，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的管理法规，让中医药的发展摆脱意识形态和西方医学思路的干扰，回归到遵循规律发展的轨道。
就本人的认识和穷尽毕生心血研究民间中医药的经历，以及将所取得的成就与对应的现代医学所处的窘迫境地比较研究后认为：不管现代医学权威怎么看？不管中医门户内的学者怎么看？更不管以批判中医、出卖祖宗的洋奴们怎么看，我只坚信实事求是的原则，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信己被无数铁的、规律性的事实所证明的：中医药学不但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更是全人类健康的保护神！只要国人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宗、真正的自尊、自爱起来，以中医思维主导全人类健康领域话语权的那一天，就或迟或早要到来。当然，眼下要紧的是如何针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借鉴和推广甘肃模式：用最简单的办法，解决好十三亿同胞健康的最基本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靠得住的就只有走加速中医复兴之路，只有中医的复兴，中医简、便、验、廉的优势通过临床效果的检验让国人实实在在享受到中医的实惠，中医的市场才会出现蓬勃发展的势头，也只有出现中医药学和中医药产业出现蓬勃之势，中医的复兴才有真正的市场基础、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如果进一步把这些只有中国人才有的，得天独厚的中医资源利用国家的力量，以立法推动的形式整合起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的路就一定会越走越宽，中医药科学主导人类医药话语权那一天，也一定会随之到来。到那时，政府医疗卫生主管机关，非但没有必要亦步亦趋地追随西方，学习医药卫生、医疗保障的管理经验；也没有必要每年耗费数百上干亿的真金白银，去购买那些美其名曰“高科技”，实则为收拾烂摊子的劳什子。相反，在中国医药卫生管理宝座上的精英们要干的事，恐怕是：在轻松搞定国人健康保障事业的闲暇，迎来送往、为世界各民族和人民输出承载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中医中药，让整个人类都因中医药科学的复兴而尽享天年……。
不过，这些仅仅是梦想，本来中国人要实现这种梦想，远比西方人要实现“让免疫细胞自主识别和清除肿瘤细胞，可能还需要几个世纪（美国生物免疫学家詹韦的话）”，要容易得多。不过，从近年政府主管部门部署中医药产业的政策走向看，恐怕也快不到哪里去。后人的事我们没能耐去操心，还是来说说眼前吧。或许眼前社会医保承担的如山压力，会使主持医疗改革的主管机构多动动心思、改变一下思路，把学习西方的精力分一点到本属于中国人得天独厚的中医药优势的发掘、整合与利用上来，少做一些表面上轰轰烈，到头来可能昙花一现的事情。比如：前面文章中所讨论的通过中医免疫调控消除亚健康状态，从源头上防治和降低免疫病发病率的问题、到用阴阳平调的方药，对癌症等疑难病进行有效救治的问题、以及与此类似的蕴藏于民间对种种疑难病具有特殊效用的项目进行调研、整合、开发的问题。我认为这些原本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独为中国人所特有的优异医疗保健资源，政府应当理所当然地把它们当作“开源节流”为保障国家医改顺利、成功的重要措施。一旦政府尽全力把这个措施落实到从政策、法律都可以保证全面实施的程度，一方面社会摆脱“有病无药治”的困境，必然比依靠西方、学习西方要容易不知多少倍？第二方面、民间中草药明显具有的简、便、验、廉的优势，比较使用放化治疗，无形中又要为不堪重负的医保节约下一笔不可小视的经费。第三：一旦按这个思路运作成功，蕴藏于民间的医疗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无异于掀起一场中医药复兴的革命，不但“有病无药治、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得到解决；甚至连山间的草草木木，都变成软黄金，随着中国医改问题的成功，中医产业的强大，中医药作为中华五千年华夏文明的载体走出国门的愿望也有了实现的基础。斯时，还愁“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得不到解决……。
科学在利益与真理的夹缝中生存。按照常理，本文上一节中所讨论的问题，其实根本就不算是一个问题。一方面是“有病无药治”、“看病难、看病贵”另方面是“简、便、验、廉”，“有药无人用”。这仅仅是个资源整合的行政措施问题，怎么会演化为一个与国计、民生攸关的大问题呢？个中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只有“你懂的”说出来让人觉得尴尬：无非是利益与真理博弈的结果。一般情况下，掌握了真理就等于掌握了获得利益的主导权。而“科学”也往往成为真理的代名词，正因为有这么一点点词性稍为接近的关联，在特殊情况下，又会演化为由话语权的归属来决定是否真理的归属，最后把“科学”与“真理”等同起来，进一步演化为：谁掌控了话语权，谁就掌握了“真理”。此时的“科学”二字，原则上已经失去了与真理对等的地位，变成了权与势的代名词，夹在利益与真理之间的夹缝中，在利益与真理冲突时科学的话语主导权站在利益一方的立场与真理纠缠，为获得利益以方提供理论根据。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复杂化了，究竟冲突的双方谁更有理呢？按照人们的评判标准当然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遵循的是否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此时，难以做出决断是肯定的，理由在于：我们面对的是新事物，对新事物的认识是否符合该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的本质性规律？只有经过实事求是的实践检验才能做出最终裁定。再往下发展，新的演化又出现了：既然要经过实践验方可定夺，那是谁？都用些什么方法来进行实践呢？在一般情况下，理所当然是主导话语权的利益攸关方来主导，而“科学”二字的词性也由原来当判断性词语使用，(如：某种认识思路是符合与其对应的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的）的形容词，摇身一变变成了被当成定语使用的名词。于是通过几个思维的急转弯，“科学”一个没有明确定义的形容词，发生了质的变化，一瞬间成了真理的代名词。这些话确实有些不好听，可在现实社会中相当普遍的情况下，“科学”二字的“真理”性不就是这样产生的？这种真理还是原来的真理么?
三、科学替代真理，是有病无药治这一社会问题得以产生的基础
弱肉強食，优胜劣汰这种普遍的现象，在自然界的生物链中，被称为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其实，这种生存与消亡的规律又何止是自然界中所独有，社会学领域又难道可以逃脱这种规律的制约?差别仅在于前者在生存竞争中，尽管为了争夺自己生存的利益，見缝插针，不惜使用任何手段，但受限于低、中端生物所固有的属性：没有语言、没有文字、没有理论体系，尽管它们之中不乏聪明才智之辈，但一般来说，一切行为都出于本能。而人类社会则不同，虽然所遵循的生存法则，从根本上讲大同小异，但人类社会毕竟是高级物种组成的互相依存的群体，具有随时间延续，从生存、生活的历练中逐步积累、总结、提高认识，学习新知识的高等智商。这一超越一般生物的优秀特质，决定了组成社会的人们，在获取生产、生活的利益时，所采用的方法和手段的差异。前者的行为尽管不乏充满智慧的成份，但总体说来，仍然属于本能的范畴。
人类社会的成员在获取自己的利益时，与生俱来的本能，仅仅作为一种原始的物种属性在起作用，更多的是随时间、随种族、随地域环境、随人文环境、随遗传等诸多因素沉淀下来的智慧和心性。这些只属于人类这一高等生物所具有的优势，决定了人在整个生物链中的霸主地位。这说的是不同物种之间，因心智的差异所决定的处境的不同。同整个宇宙是由不同的物质和能量组成，而同质的和不同质的物质与能量之间，无一不以其各自的本质属性的及量化等级属性上的差异，而分成若干层次、若干组份……。人类社会作为大自然中万亿物种之一，无疑也不可能脱离这种规律的制约。只是比较低、中端物种多了些只属于高级物种所特有的东西比如：家庭、家族的亲情，朋友的友谊，社会的思想、文化、理论、道德、法律以及以此为源头派生出来，并且逐步演化提高的获取利益的智慧与手段。同时也多了些因社会的进步而逐步升华的亲情、道德、法律等等社会公德，对获取手段的正与邪的不同制约力度。
正是这些相似、相同、相异的多层次、多维度的社会结构形式的综合，构成了——人这个处于生物链顶端被称为处于霸主地位的社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所发生的事件，没有任何绝对的“错”与“对”，也没有绝对的“合理”与“不合理”。任何“对”与“错”、“合理”与“不合理”，都不是永恒的。从社会历史的进程来说，都在以不同的切入点、针对不同维度的社会问题，从正面、侧面、或反面发挥推动作用，这就是所谓“力”的同一性。这些同一性，都源于生物的本能与智能的综合而产生。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些是由曾经对社会历史进程产生过影响作用决定的：影响能够持续的时间的长短，凡属存续时间久远的都可以肯定是符合事物产生、发展、变化规律的；凡属于“其兴也勃、其亡也速”这类状况的，同样可以肯定是违反、至少是不符合当时历史条件下相对的事物发展规律的。至于既不符合发展規律，又能在历史进程中曾经起过助推作用这个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因为历史往往是“符合规律”与“不符合规律”两种力量的冲突共同推动的。为什么不符合甚至违反规律的力量，会一度产生与规律冲突的势力？这个问题，其实也就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就像我们现在讨论的“科学替代真理”的认知错乱，导致了“有病无药治”“看病难”、 “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种种社会问题的产生是同一个道理。
这种问题的出现，就社会本身来说，尽管是负面的，但却是系统性事物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人在宇宙系统中尽管处于生物链的顶端，其实相对于宇宙这个大系统来说，仍然是十分渺小的。大到对宇宙这个大系统的认识、小到对人体自身的认识，可以说，迄今为止，我们所知并不多，这也就是西方医学家在遇到我们今天所讨论的问题所主张的：应当在医学院的教课书中，砍去现有的三分之一的内容，而坦然地承认、补充上我们至今我们所能提出来的不知道的问题，尽管在短时期内我们可能仍然搞不清楚，但至少能够给后人留下点什么，不至于陷进认知错误的泥沼无力自拔要好的多。
在这个看似学术研究的问题上说了这么多，其目的在于指出：凡属于系统性的问题都是很复杂的，有时问题的本质属于系统内部的单纯问题，而表现形式又与本系统相关联的其它系统的矛盾搅和在一起，最终闹了几个世纪仍然理不清个头绪。但是，我是说如果：我们能跳出既成思维的束缚，换一个思路来思考问题，或许会柳暗花明又一春。“有病无药治”的问题，就是这类问题的典范。首先，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缘于两个系统内部的矛盾的纠结。第一，人体整体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与子系统之间、整体系统与各子系统之间、整体系体与外系统之间、相互的整体性，联系性、层次性、稳定性、动态性的常态规律与变态规律；第二，是由于出自不同的地域、民族、及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所形成的知识底蕴和认识方法之间矛盾和统一规律。其次，我们还要清楚：本来来自两个系统内部的矛盾就够复杂的了，偏偏为了免疫病对人的危害问题，又因为利益的纠葛，把两个原本分属于社会学系统与生物学系统的问题搅合在一起，以致造成了人类与生俱来的灾难。而“科学”两个字的含义，就在这永无休止的争吵中，被定义为“真理”，并因此为后世的研发埋下无穷的祸患。
这个祸根自一百年前西学东渐时就开始埋下，随着历史的演进，如今已经凝聚成一颗足以毁灭人类健康保障长城的原子弹。免疫病难以遏止、发病率逐年飚升而临床治疗上又处治无术的严酷现实，是以西医取代、消灭中医，独霸世界医药市场的西方利益集团和东方的洋奴们所始料未及的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攻城略地百余年来，“还原论”和“循证医学”会在免疫病疯狂肆虐的势头面前束手无策……。面对这样尴尬的局面，实在是进退维谷。本来，在如何摆脱这种窘迫环境的大问题上，如果任何医学流派都能以大局为重、以人类健康的福祉为重，那么，我相信：无论是主导话语权的現代医学，还是被围剿百年濒临灭亡的传统医学，都应当放下分歧、抛弃隔阂，各自检讨自己的短处、和短处为什么出现？为什么得不到及时纠正的原因？并谦虚地学习对方的长处，再深刻的认识和沉痛的检讨的基础上，找出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列出错误的清单，制定改正错误的方案和执行方案的时间表；同时根据共同找到的合理的切入点，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以经得起实践检验、符合疾病产生、发展、变化规律，并最终能在临床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为是否是真理的标准。那么，我相信早则三、五年，迟则十来年，我们就一定能在真正的真理的指引下，突破种种疑难病对医药学领域的困扰，重新筑起人类健康保障的长城！可惜的是坐在象牙塔顶端，手握科学话语权权杖的西方专家们却没有这样的器量，在既无能力应对严峻的现实，又不愿意放下权杖的两难境遇中，专家们举起了“科学”的大棒：找不到免疫病病因的问题，本来是“循证医学”思维方式的局限性所惹的祸，却被说成是科学的，真理的！对抗治疗使病人在受尽折磨之后，人财两空也认为这是符合科学的。在这里，“科学”变成了真理的替身、“还原论”、“循症医学”，变成了制造真理的上帝！凡属经不起这个“上帝”（小白鼠）检验的、就是违反科学、不符合真理的伪科学。即便在临床上应对疑难病具有必然性、规律性奇效的防治方法，也必除之而后快！这种打着科学的旗号反科学、既违反社会公德又悖逆人体生物学基础、违反疾病产生、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标准；如果仅是在西方大行其道也就罢了，可偏偏要发生在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孕育的、伴随着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繁衍、昌盛的原本为廟堂神主、今沦为街上游医的中医药的故乡。
我不知道国家卫生主管机构在想什么？也不知主管中医药发展的立法机构在想什么？我只是觉得：在涉及十三亿人口的健康保障的大业上，在涉及用中医药为载体，让中华文明走出国门在造福世界的同时，推动中国独树一帜的医药经济大踏步发展的，可以说是属于国家战略层面的大是大非上，国家卫计委发展中医的部署是否可以再实在些、再具体些、再更深层次地触及导致“有病无药治”、“有药不能用”这一对尖锐矛盾的本质一些。比如：由国家卫计委牵头，组织中西医药学专家和法律专家一起共同讨论，并在临床实践中以“实事求是”为原则、以顺应人体生物学特征为前提、以符合疾病产生、发展变化规律为条件，加上最后能取得必然的效果为结论。凡属经得起上述条件检验的，就以国家和法律的名誉承认其真理性！如果达不到或基本达不到上述标准的，就以国家和法律的名誉着重强调：真理是指隐藏在事物产生、发展、变化的表面现象背后的必然规律。这个規律就是“天道”，“天道”是任何科学研究最终所要寻找的目标。而“科学”仅仅是人们寻找真理过程中所使用的思维方式和实证方法。科学的本质与真理的本质是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既不可混用、更不可替代。如果国家卫计委能考虑类似真理的大讨论，我敢斗胆断言：中医为主、西医为辅，以免疫学领域为切入点，建立新的医学理论，把医药科学的发展推向一个崭新阶段的时机已经来临……。但是，以目下的现实可能么？
国家第一部《中医药法》已经走出国务院的大门，送请全国人大审批。中医药界同仁和民间医药从业者，在翘首以盼的同时，难免又顾虑重重:参加制定《中医药法草案》的专家中，有几位是真正的铁杆中医?他们懂中医药吗?懂阴阳五行吗?懂“整体观”与“天人合一”吗?懂五行与阴阳在整体制化调控系统中，各自伴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懂得整体制化调控系统是怎样统筹全局的吗?他们懂得整体与局部是通过什么形式参与制化调控的吗?制定出来的法律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吗?国家体制內、外的中医药力量都能全调动了吗?
如果真懂!制定出来的法律也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那么，中医药事业的春天真的到了!中国人民的健康保障没有后顾之忧了。
如果参与起草《中医药法》的高官和权威们，徒有虚名，起草的《中医药法》不符合中医药发展规律，而全国人大负责审查予以通过，那么，中医药事业不知又要面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