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认识自然、顺应自然、让自然为社会服务的任何领域，看待和处理问题时，都存在一个整体与局部，全面与分支的层次之差。如果处理属于整体的，全局性的问题时，使用处理属于局部与分支问题的思维方式，那对具体问题做出本质结论判断时，就势必犯下以偏概全的错误；反之，则会陷入顾此失彼的纠结之中。别小看这两种偏看似不起眼的偏向，它可决定了研究之路是顺利多还是坎坷；甚至决定了一生事业的成与败。且不说对社会有多大价值，仅就自身而言，成则步步攀升直逼巅峰；败则灰头土脸，在无所作为中终了人生。
我想持此观点的恐怕不在少数，只是世事如此，即便很清楚这种结局，也很难跳出自己营造的人文圈子决定的宿命。除非你在醒悟之后不惜忍痛割爱，打碎还算令你满意的圈子，一切从头再来。但一般来说这很难，且不说圈子对你的束缚，仅就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的干扰你都无法挣脱！个人的意识取向是这样，一个群体意识又何尝不是这样？“为群体而疯狂”， 这类在世俗间反复演变甚至谱写成社会发展史的例子还少么？
以扶阳法的推广普及而论，郑钦安有错吗？肯定没错！他因在中医学发展史上针对虚寒体质及虚寒因素引发的疾病，提出了温化扶阳为主旨的治疗思路而自成一家，他近代的传人原云南省中医学院首任院长吴佩衡先生，更是把他的理论在临床中演绎得出神入化。甚至连笔者五十年前就受《吴佩衡医案》中扶阳思想的熏陶。作为针对人类某类疾病防治的指导思想，迄今为止恐怕没有能与之比肩的人。我们能因此说郑钦安在张仲景之上？或许又能反过来说他不如张仲景？其实，谁比谁强这类问题的讨论本身并没意义！俗话说“寸有所长、尺有所短”。医事的天职除拯救生命外，还兼有安抚灵魂、扶危济困的本份。这个天职与本份要求医者对人类所有相关知识穷尽所能地学习了解，以便或拿来就用；或深化解悟；或综合提高。惟其如此，方能应现实的变迁造福苍生、随时代的更迭惠泽后世。可时下的中医复兴运动中，却鲜见按如此思路学习、行事之人。从中医管理体制的紊乱发端，牵延中医药教育、中医药科研、中医药临床，无处不在为眼前的名利地位而营营苟苟，哪里看得见一丝毫逐鹿中原、雄霸世界医疗领域的气象？
且先以学院派佼佼者经方派中的部份观点而论之。这类专家目前大都身居或大学领导、或医院院长、书记、或主任博士，以他们所处的地位发出的声音，诚所谓“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整个中医领域俨然就是他们的天下，他们的一个处方、一个病案无一不代表着当今中医除国医大师外的权威水平。可从在临床上只能给西医当当下手，收拾一下残局外。就其贡献来说，虽然不可否认为病人修复放化疗的伤害功不可没，但要说体现中医的博大与精深却相去甚远。如果说不处在如此高位，仅仅就谋个差事、混碗饭吃也无所非议。问题在于“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的特殊地位，他们也就成了邓铁涛教授笔下的“中医的掘墓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令人尴尬的局面？客观地说，本质上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也是错误的教育体制的牺牲品。从哲学的角度说，错误的教育体制教出的作品，理所当然地要经他们的手把中医送进坟墓，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他们为什么会在学术上伦落到如此地步呢？且从他们所受教育的学术轨迹上可知一、二。世界上的任何事情，原本就没有什么一层不变的好和不好，所有的好或不好都是有规律的。俗话说栽什么树结什么果，就象内环境恶化到一定程度时必然生成癌症一样，什么样的环境必然孕育什么样的事物。在三十年来的中医教育中，西医教材占去了一半的课时，中医的工具古文被荒废了；中医的灵魂《内经》、《难经》等经典名著，仅仅被当做一种摆设被放在几案上，古今大家的专著被肢解分散在以西医病名罗列的系统中。割裂了医家“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的特点在整体思想与局部关系联系脉络中的微妙作用。整个大学课程被安排得“周到、全面”而无所不知。完全违背了人才培养必须注重的核心价值倾向的专一性、和必须懂得我们还有许多我们不懂的东西需要去探索的前瞻性。其结果由要求无所不知，变为一无所知也就势成必然。一个没有学术核心价值观念的学子毕业后不能处方看病，其实也是居心叵测的教纲设计者，苦心孤诣地要达到的目的。最终结局还需说出来么？
这原本是历史的定论，国家已在总结中汲取教训，可对于这个阶段的学子们来说，要么承认这个事实，面对现实或改行另谋出路；或坚守恶补功底。他们之中多数选择了重新确定人生目标，少数坚守下来。坚守下来本是不坏的选择，但前提是必须恶补基本功。然而，可能一方面源于所受畸型教育的先天不足所制约；另一方面又为既得利益所困扰，他们忘记了要完成自己肩上担负的让中医回归本源的历史任务，就必须面对现实，恶补功底以寻求突围之路，竟也沾沾自喜地以专家名流自居，躺在那点本不深厚的家底上享起清福来。不思进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仅仅是研究谋碗饭吃的中医医术，最根本的是研究天地自然之道，只有悟透了天地自然之道，才能不负重托为中医的再度崛起铺平道路。正因为这种庸庸碌碌的人生观占了上风，体现在学术研究中时，出现“忍痛去《内经》化”、出现“五行不可以具化”的欺师灭祖的奇谈怪论；出现就经方论经方、就扶阳论扶阳，把历代大家各自成系统独具持色，又在整体系统论的指导下，根据临床错综复杂的状况，综合为用的指导原则抛到哇爪国去了。能指望这样的精英在目前表面阳光灿烂、地底下暗流汹涌的特殊时期领导中医的崛起么？
目下，有人说中医之衰根子在中医内部之腐烂，我认为这个观点虽然有道理，但必须要有个前提条件。这个前提就是：三十年前布下的体制陷阱，一方面耗尽了中医的真正元气促成了中医衰落的现实。三十年之后的今天，只要中央政府不出手力挽狂澜，即便体制不再主动发挥制约作用，光凭这个体制培养出来的“中医掘墓人”所处的权威位置，也不愁用“单纯地崇尚经方”、“忍痛去《内经》化”的手段把中医变成宫廷中的宦官！再过三十年要想在体制内找到真正能“以道驭术”的中医恐怕比登天还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