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早期癌症为何无法查出
无论是中医的“四诊八纲”理论，还是西医的ＭPI成像或CT、B超等病理检测手段，对于早期癌变的产生都是无法查明的。甚至连癌患者本人都无法知晓，没有任何警觉。除一年一度的例行体检可查出较为显露的影像形迹外，无一不是当癌症发展到体表特征相当明显时才引起重视，才认真进行多种检测之后方能确认。正因为我们对这个恶魔的来由茫茫然一无所知，使我们重复着在起始因子形成之后的病理发展过程的中继阶段常犯的错误，即：“阴症复施以阴药”逐步导致生机化灭的，最后把已接近“生机化灭”阶段但还没有正式进入这一阶段的良性肿瘤，通过抗炎治疗后，使良性的块状物快速走完持续或断续发展的病理过程，步入几近“生机化灭”的状态，完成了基因本质突变的过程。这一严峻的又令主流医学尴尬万分的事实，就是我在后文《药物污染更致癌》一文中反复强调的“60％的癌变是我们自己促成的”这一观点。
那么，基因突变后的早期癌症为什么神秘莫测，毫无踪迹可寻呢？这个问题对于以形态为主，见病治病的主流医学来说，查不出来就理所当然了，因为人们断言“癌症是治不好的，治好的就不是癌”，理由称得上是冠冕堂皇。可是，以中医“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制化调控”理论为基础的辨证论治观点则认为：事实的真相未必如此，只要用“八纲”辨证手段详审、细析，做到为查明病因而“无所不用其极”，是不难认识其“庐山真面目”的。比如既无外感又无内部炎症的发热，又如没来由的遍身酸软无力或局部知觉麻木，再如心律不规则地加速或减缓，并且左右两手脉博频率悬殊等。总之，“天人合一”理论的博大精深，需要我们“应用之妙、存乎一心”。
当然，上述观点是针对主流医学和传统医学本质的浅显与厚重而论，如果就目前肿瘤临床诊断治疗的普遍水平而论，公平地说，二者的水平在伯仲之间，以具体的形态和影像，对于处于中晚期的癌症病人的诊断而言，上万元的西医诊断费用得出的结论，绝对比中医科主任6—10元的诊断准确。况且当今主流医学一枝独秀，中医被另眼看待，连一部独立的中医师法和中医药管理法都没有建立，再优秀的中医师也只能龟缩斗室，望法兴叹，无可奈何！
五、癌细胞早期的生存发展为何无迹可寻
当作为癌变基础的“起始因子”（美国肿廇专家劳斯语）走完持续或断续的病理发展过程，几近“生机化灭”的内环境在完成基因突变形成癌症之后，正常的前癌基因已经丧失了原先所承担的功能（注：“人人身上都有癌基因”之说，纯属讹传。所谓的“前癌基因”其实是人体最重要的调控功能的基因。通常情况下，人到中年，精、气、神消耗过多，加之外环境的影响，易于在持续或断续的病理发展过程中，走进“生机几近化灭”的内环境而导致的突变。人们在认识不到其实质前，不妥当地归之于这一论点。详见郭霍、艾尔锡、巴斯德等人论文），并且原来以非特异性炎症、糜烂，溃疡、结核、囊肿、肌瘤等疑难病生于体内时，所产生表面症状也随着基因突变的发生而逐步消失，给患者以一种多年未有的快乐与欣慰，是以认为炎消痛止即是疾病痊愈。这种既是公认的“真理”，又蕴涵着本质性错误的思维定势误导了患者，患者到死都不明白，这是灭顶之灾到来前的沉寂。殊不知这段沉寂的、貌似康复的时期，就是癌细胞疯狂的发展的早期。
那么，基因突变之后，即沉寂太平的现象出现之前，疑难病原有的表面症状为什么会消失，沉寂太平的现象出现之后，癌细胞又是何种原因制约以致无踪无迹地形成病灶，或快速、或缓慢地进入中晚期大爆发阶段呢？答案是确切的，前者因失治或误治，使病变处残存的生机丧失，进入几近“化灭”的状态使然，后者则是阴阳偏阻的病变持续发展，导致局部与整体制化系统的动态严重失衡所造成。
疼痛缘于火、或缘于风、或缘于寒、或缘于湿、或缘于瘀血凝聚……。以火的性质区分而论，火有虚火、实火之分，疑难病所产生的疼痛无一例外地是虚实夹杂之火所引起。人们在从事疑难病的治疗时，忘记了虚火是身中元阳，是生命赖以存续的养身之火，忘记了“投鼠”必须“忌器”的大原则，就像《三国演义》第二十回关云长狩猎场上欲杀曹操，却忽视曹操身边献帝的安危一样，错误地认为只要诛杀了曹操就可以光复汉室。惜乎1800年后的今天，当主流医学的专家们为遏制炎症疼痛而滥用抗生素时，却没有人去提醒他们，或者说是他们因循守旧，积重难返，即使有人提醒，也听不进去，以为炎灭、痛止，身安即是疾病治愈，万事大吉。不知道在他们为取得“投鼠”的功绩而庆幸时，无意间已为患者种下了致命的祸根。疑难病之痛，是虚实夹杂的火痛，或者说正邪相争之痛。纯虚火应以甘温除大热或滋阴凉血的方法来治疗；实火之痛应以消炎解毒的方法来处治；阳衰阴盛之痛则应用温化扶阳的方法来解决。然而这些现成的治疗，均不宜于治疗虚实夹杂之症，唯有和解、调燮的方法可行。可惜西医缺乏可与之对弈的方法来应对，于是无奈之下，抗生素成了“万金油”，什么痛都离不开它，并且百余年以来由渐成定势变成真理，忘记了抗生素作用的局限性，忘记了“投鼠”必须“忌器”，尤其是有关患者生死的大器——正气，在邪火被扑灭时，与邪火夹杂在一起的生命之火也被扑灭，局部与整体制化机制之间的联系也因此被切断，疑难病原发局部在因消炎、抗菌，扑灭残存的生命之火后，又失去整体制化系统的补充，跨入生机几近化灭的境地，疼痛是止住了，康复的太平假象也出现了，然而，死神也因失去生命之火的制约而光临了。
那么，疼痛消失，太平假象出现，死神随之光临之后，又是因何种原因得出在毫无踪迹的前提下，急骤型以3—4个月左右，渐进型以18个月左右完成早期准备阶段，进入大爆发的中晚期阶段呢？（注：3—4月和18个月这些统计数字是笔者通过数以千计的癌症患者病史追述的调查结果中，总结得出的）。
穷源溯流，癌细胞或癌病灶产生形成之时，已与整体制化调控机制脱离从属与被制约关系，处于只升不降，只入不出的状态。这里的“入”不是制化系统正常作用形成的“进入”，用美国肿瘤学家劳斯的话说：肿瘤细胞与它临近的组织生出血管、吸取营血，以供给其生长繁殖的需要。因其只入，故患者的精血逐步耗减，而癌病灶则日愈增大；因其不降，则病灶内的病理产物难以通过整体机制的升降浮沉运动而排出体外，是以无任何表面症状出现。即便有些也因该类表现与前期症状相仿佛甚至更弱，根本不可能引起医生和患者的重视。
因此，癌症早期发展准备阶段与整体机制脱离联系后，只升不降，只入不出的特点，就是癌症患者早期阶段没有外在表现症状出现，使人们无法早期发现的奥秘所致，也是形成定势的辨症论治成法而束手无策的原因。
六、癌症晚期转移的基本前提
用现代医学的观念结合西医临床防治成果来讨论，癌症之所以无法战胜，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就是转移。如果不是转移这个特点的存在，手术即可根治癌症，又何必去研究那些不可靠、无肯定效果的放化治疗手段呢？正因为转移这一现象的存在，并且无法战胜才逐渐形成了癌症是“绝症”这一概念的基础。然而，犹如“癌症是绝症”这一概念，因病因的逐步明确，中医调燮法的出现而逐步失去确定性一样，转移一词的是否确切，也就值得重新商榷。事实上癌症的转移是有前提条件的，如果我们通过讨论，肯定了这一前提存在的话，“转移”概念的含义就值得重新讨论。
那么，前提又是什么呢？无庸置疑，正是导致基因突变，产生持续和断续的病理发展过程在患者体内的恶性循环的推动力。原局部机体组织器官阴阳偏阻之处的癌变发生后，势必“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与癌细胞相邻的组织器官也因癌细胞侵入经络血脉“安营扎寨” 而随之内环境逐步恶化。在达到生机几近化灭的程度时，这些部位焉能“洁身自好”而不同流合污哉！从这个意义上讲，“转移”这个概念的真理性究竟有多少？30％还是50％？或许根本站不住脚。即使能站住脚，也必须使转移处的内环境做到“闭门谢客”或抵御入侵，自保平安。否则，奢谈“转移”便有如盲人摸象了。
为什么研究发展规律，不研究终止“转移”的策略？为什么不从转移的根本上找原因，不从发展规律上找原因？不从改变内环境恶化这个关键点上着力去研究防治方略，偏偏要“拆东墙补西墙”，顾此失彼，以牺牲生发机能这个根本为代价，去做“扬汤止沸”的放化治疗研究，去做既耗财又损命的科学研究！
七、目前最科学的治疗手段为癌症的复发、转移作了什么铺垫
癌症的病因简略地说，是病理过程持续或断续发展的结果。与此相应的正确防治手段只能是“釜底抽薪”，无论任何防治手段都只能是为了保护正气，“无所不用其极”地终止病理过程的发展，消除内环境恶化的因素，恢复制化系统局部与整体的平衡，根除癌细胞，修复被损害的机体组织。可是，反顾我们走过的路，检讨我们目前在临床治疗中的各种得失，我们可以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是些什么呢？
经验是：放化治疗手段有时确是抑制癌症的发展转移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处于特殊部位不得不手术切除但又无法切除的特殊病例，通过放化治疗遏制病势发展速度，可为中医免疫调燮赢得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放化治疗不愧为当代较为有效的手段。但是，有人还会反问一句，你没有看到那些手术切除后，被放化治疗治好的人吗？我的回答是：这其中有患者的个体差异和病势轻重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这些被放化疗治愈的病例，与不治自愈的、吐血后自愈的或用民间草药验方碰好的，他们之间是否有所联系呢？
教训是：过度的或不适当的放化治疗，及其放化过程中为防止感染采取的消炎抗菌措施，过重地损伤了局部残存的元气，损伤了患者的生发机能。虽然看得见的可以量化的红、白细胞等元素在放化结束之后，可以用支持疗法得到补充而恢复，但机体内部无法量化的、看不见的生发机能损害却是无法挽回的。
临床治疗中，手术切除后，化疗连着放疗，始终无法控制病势发展，除了看不见的生发机能导致惨重的伤害这一根本原因外，还有过度化放及其与之关联的防感染方法，加速了整体内环境的恶化程度，加速了与癌细胞病灶邻近的及其联系的部位病变和发展，促成了新一轮基因突变的产生。如果说，这也叫转移，我们就姑且叫它做转移吧？然而，没有内环境持续恶化这个前提，癌细胞未必轻而易举地转移它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