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因变异首当其冲
“基因”一词是英文gene的音译，是生物细胞内组成染色体，有自体繁殖能力和储存遗传信息的功能单位。一定的基因在一定的条件下，控制着一定的代谢过程，但其内部可发生不同位置的突变和交换。每一种生物的体细胞都有它特殊的染色体数，如人类46个，小麦42个，水稻24个。
基因学通过认识生物体的化学组成（蛋白质、脂肪、糖）等化学变化规律，可以阐明生命现象，如代谢、生长、遗传、免疫功能等的实质，从而控制生命活动的过程，以达到提高农作物产量，增进人体健康的目的。
生物界普遍存在着基因变异现象，如野生菌生长于夏秋时节，而冬春却不见踪迹，它们同在一个地区生长，有的含毒不能食用，有的却是美味佳肴。其所以如此变异，与基因大有关系。生物界的人类，在健康上也同样存在着变异现象，当然，人体要比植物复杂得多，医药学的研究也相对复杂和困难得多。用量子生物化学原理研究分子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关系，对于弄清生命起源、蛋白质和核酸结构、致癌原因等问题，都有着重大作用。
生物学家认为，基因的变异，与生态平衡密切相关。生态平衡即自然平衡，包括自身的功能性、器质性和外界环境的互相制约、转化、补偿、交换等作用。
中国传统的医学理论与近代生物学的理论其实是相通的，并不冲突。中医“天人合一”或“天人感应”中的“天”指的是自然环境，人类生活在自然环境中，焉能不与“天”息息相关？中医的“阴阳”表示脏腑、气血、经络、寒热等方面的属性，表示生理功能和免疫功能的变化。“五行”则是指导诊断治疗的辨证原则。天地阴阳的交感变化，必然影响到人类；人体内阴阳二气的交感变化，因天地浊气、疠气，特别是环境污染后的毒气的影响，随呼吸、饮食等动态过程浸入体内，打乱了气血周流无滞的运行常态，给机体局部组织造成损害。在这些损害中，有的轻些，有的重些，有的形迹较为显著，有的则相对隐蔽，较轻的损害被制化防御系统功能在清除入侵物后随机修复；较重的损害则因局部的正气没有能力配合整体制化系统功能的调控将病邪驱除而长期与残留的真气互结而蛰伏，形成常见的慢性疾病，制化系统陷入紊乱状态则形成疑难疾病。
疾病是气变的结果，而癌症则因气变过程的特殊性、持续性或间歇性而尤显突出。以此，中医理论视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导致病机变异而成癌，也就是美国肿瘤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劳斯称之为“起始因子”的基因突变的基础条件，从而被世界医学界视为“绝症”。对此，我持不同的见解：与其说形体上的癌症是“绝症”，毋宁说真正的绝症是人们恐惧心理对精、气、神的极度损害导致药石不灵，亦即是癌症防治研究者在恐惧心理的作用下，找不到正确的方向，勉为其难的思维定式。
二、难识“庐山”真面目
事在人为，如果我们从临床实践中既知其“难”，又通过理论研究的反复探索而知其所以“难”，我们就不会重蹈“阳症复施予阳药，必致气立孤危”，“阴症复施以阴药，导致生机化灭”的覆辙，既详审阴阳，又细别虚实，既看得见外邪入侵造成的标症，又认得准整体的入侵外邪被逐出后局部外邪蛰伏不出。用李东恒的话说，即：“阳陷入阴精血弱，白头尤可少年愁”的内虚邪凑的根基”，那么，在防治措施的制定上，我们就会对这类邪气与真气互结的典型病机实施扶正以祛邪，但不急于求成，假以时日，日出冰自消，阳回邪自出。最终的康复是必然的。
何妨检讨一下，我们究竟做得怎样呢？
长期以来，不少患者因病症微隐而自恃身体健康不去理会它，以及医生们见病治病、不分阴阳、不辨虚实、一味追求速效而误导了我们，使我们在多数情况下将上述决定远期健康的关键理念置之脑后，以致在得到近期治疗效果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埋下了远期祸害的隐患。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因入侵物质的长期蛰伏，被损害的局部机体组织长期得不到修复，局部阴阳偏阻的存在，严重地影响着整体制化系统与局部机体组织功能的动态平衡，在后续累加刺激的作用下，一方面是受伤局部与整体制化系统之间的从属与制约关系渐行渐远；一方面是该局部内环境越来越恶化；第三方面是因为第一、第二方面的综合作用，五行经气运行日益混乱，当升的不升、该降的不降，形成了持续或断续的生机走向化灭（指该局部）的病理过程中各阶段的态势。之后，随着新的各种因素刺激的累加，各类误治手段的推波助澜，该“其气必虚”之处的“阴阳偏阻随着逐步恶化的病理过程日益加速，随着病机转化过程的一步步推进，相应地在临床上出现异常炎症，或溃疡、或息肉、或囊肿、或良性肿瘤，或其它疑难病。当这些疑难病的病理过程持续发展到《难经·五十六难》中指出的“气无传输之机”的严重状态时，该局部阴阳偏阻的内环境的恶化程度已走完了由一般慢性疑难病向绝症转化的过程，随着局部机体组织某种程度上“生机化灭”的病机转归的出现，基因突变的灾难就必然降临。有如雾气、水和冰的转化一样，当天地交感气温降到零度以下时，水即以冰的形态和属性展示在你的面前。北极的熊和南级的企鹅亦只能以冰的环境生存。这表明世间任何生物都是自然环境的产物，癌细胞亦不能除外！
这就是癌症的病因，这就是我们集天下医学精英穷数百年时日仍难窥见其神秘面纱，揭示其庐山真面目的根源所在。
三、癌症产生的三种形式
如前所述，癌症的病因是在起始因子形成之后，病理过程持续或断续发展的结果。人们或许会问：为什么患者检查出癌症时，大都已是中晚期？在他们之中，有的此前健如常人，没有什么可以值得重视之处？有的虽然常年慢性病缠身，却按常规防治方法治疗得到缓解，其后并没有发生过什么特殊的变故？有的甚至仅仅因为严重的外感就导致基因突变的发生，为什么不同的前提却出现了相同的病症？
答案很简单：全由患者自身的内环境条件和所处的生产、生活外环境的综合因素决定。
由于患者各自的体内环境和生存环境的差异，癌症的发生一般分为隐微型、渐进型和急骤型三个不同的类型：
以隐微的形式走完持续或断续的病理过程达到基因突变所需的内环境条件而发展到中晚期癌症，表现明显时方被检测出来的癌症患者，一般与“免疫遗传易感性”无直接关联，他们在起始因子种下时，体内环境都相对较好，此前一般都没有五邪内生的疾病。之所以癌变，关健因素在于我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造成的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无可奈何地接受空气、水源、食物的污染。这些污染物中的化学、物理及生物源物质随着患者的生产、生活活动侵入机体，造成对局部机体组织细胞的形态极其深重的损害，从而种下了持续或断续发展的病理过程的起始因子。因为受到伤害的形态极隐微，是以易被人们忽略而不当回事。又因其受到损害的程度极重，损伤局部的组织细胞在走完内环境恶化到基因突变之间所需要的时间条件也相应短暂而快速，再加上几乎所有类型的癌变都共同要出现的从“起始因子”到“生机化灭”前的轻微症状，随基因突变的产生而完全消失，是以患者还沉醉在美好的病去身安的愿望中时，死神已经在他躯体种下了毁灭性的祸根。这类患者多发生在工业污染严重地区的青壮年身上（个中原委待往后逐一讨论）。
其次是渐进型。该类型的癌患者出现基因突变的起始原因，是五邪内生的疑难疾病的长期存在及其在生产、生活和误治过程中的刺激累加。人的生命的正常终结是尽享天年，即在五行阴阳动态基本平衡的状态下，不发生任何直接影响到制化系统，使之无序的紊乱而走完生、长、壮、老、弱后无疾而终的生命过程。而导致癌症产生的病理变化过程属于渐进型的癌患者，都是五邪内生之后，逐步形成或非特异性炎症或糜烂、或溃疡、或息肉、或囊肿、或肌瘤和等等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他们之所以由一般疑难病逐步转化为癌症的原因，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是客观的、不可避免的，即环境污染的刺激和时行症的刺激；第二是主观上的原本可以控制、可以避免而又被人们因为不明其危害性之严重而疏忽不去控制，不去避免，反而人为地促成和加速病理过程发展的失治和误治。
“有一份阳气不死，有一份阴气不仙”，“阳气者，犹天与日，失其所折寿不彰”，古人把阳气的重要作用摆在与人生死相依的天平上来掂量，可见疾病防治过程中“留得一分元气即保住一线生机”这一指导原则的重要性。常见疑难病患者，因其疾病存在这一客观因素，本身就一方面影响了机体升降出入功能的正常秩序，使生发机能减弱，另一方面也因其疾病的存在使体内元气消耗量增大。当然，如果不发生后续的刺激累加，只要防治得法，它们同样是可以康复的。可惜，这只是我们主观上的良好愿望而已，事实上多种因素的干扰制约，逐步由衰弱走向制化系统功能紊乱的结局却仍然按部就班地发生。一方面是因生计所累，因环境污染、因时行疾病的刺激累加无法避免，另一方面是主流医学不辨阴阳、不明虚实，见病治病，只顾局部不顾整体的防治方法，致使在局部病变后从形态上被治愈而消失的同时，过重地、持续地耗尽了受伤局部的阳气及其生发机能，并使整体与局部间的从属与制约关系，一步步将局部阴阳偏阻之处逼向“气无转输之机”和“生机化灭”的境地，人为地造成了基因突变的内环境，加速和促成了癌变的发生。
“急骤型”是癌变发生的第三个类型。该类型的病机转化过程与隐微型、渐进型之间的差别在于：隐微型，渐进型的骤变发生于被损伤的局部导致的紊乱，一是局部组织细胞内部的紊乱；二是局部与整体之间制约的关系的紊乱。而急骤型的癌变虽然仍以受伤局部为基因突变的原发点，即“气无转输之机”的开始点，但推动其急骤发展的主要动力，不是刺激累加后局部内部的变化，而是波及整体制化调控系统中枢的整体性紊乱变化。具体地说即是在以渐进型病理变化过程为基础的前提下或因合并严重的外感，或因合并严重的肠胃病，及其不适当的误治，导致了“肺、脾、胃”这个制化系统的中枢发生紊乱。如果我们把隐微型突变和渐进型突变称为封建割踞势力的话，那么，急骤型紊乱的发生，则有如一次成功的宫庭政变，江山能不易主么？
是以该类型病变多发生在合并严重的外感或严重的有肠道疾病的消炎抗菌、治疗无效之后的患者中出现。这类原本可以避免却又累累出现的悲剧，从根本上说，是疾病防治理念上的错误惹的祸。
可是怪谁呢？人们不敢怪谁，谁又敢怪呢？
噫吁唏！这大概是定数吧！
四、早期癌症为何无法查出
无论是中医的“四诊八纲”理论，还是西医的ＭPI成像或CT、B超等病理检测手段，对于早期癌变的产生都是无法查明的。甚至连癌患者本人都无法知晓，没有任何警觉。除一年一度的例行体检可查出较为显露的影像形迹外，无一不是当癌症发展到体表特征相当明显时才引起重视，才认真进行多种检测之后方能确认。正因为我们对这个恶魔的来由茫茫然一无所知，使我们重复着在起始因子形成之后的病理发展过程的中继阶段常犯的错误，即：“阴症复施以阴药”逐步导致生机化灭的，最后把已接近“生机化灭”阶段但还没有正式进入这一阶段的良性肿瘤，通过抗炎治疗后，使良性的块状物快速走完持续或断续发展的病理过程，步入几近“生机化灭”的状态，完成了基因本质突变的过程。这一严峻的又令主流医学尴尬万分的事实，就是我在后文《药物污染更致癌》一文中反复强调的“60％的癌变是我们自己促成的”这一观点。
那么，基因突变后的早期癌症为什么神秘莫测，毫无踪迹可寻呢？这个问题对于以形态为主，见病治病的主流医学来说，查不出来就理所当然了，因为人们断言“癌症是治不好的，治好的就不是癌”，理由称得上是冠冕堂皇。可是，以中医“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制化调控”理论为基础的辨证论治观点则认为：事实的真相未必如此，只要用“八纲”辨证手段详审、细析，做到为查明病因而“无所不用其极”，是不难认识其“庐山真面目”的。比如既无外感又无内部炎症的发热，又如没来由的遍身酸软无力或局部知觉麻木，再如心律不规则地加速或减缓，并且左右两手脉博频率悬殊等。总之，“天人合一”理论的博大精深，需要我们“应用之妙、存乎一心”。
当然，上述观点是针对主流医学和传统医学本质的浅显与厚重而论，如果就目前肿瘤临床诊断治疗的普遍水平而论，公平地说，二者的水平在伯仲之间，以具体的形态和影像，对于处于中晚期的癌症病人的诊断而言，上万元的西医诊断费用得出的结论，绝对比中医科主任6—10元的诊断准确。况且当今主流医学一枝独秀，中医被另眼看待，连一部独立的中医师法和中医药管理法都没有建立，再优秀的中医师也只能龟缩斗室，望法兴叹，无可奈何！
五、癌细胞早期的生存发展为何无迹可寻
当作为癌变基础的“起始因子”（美国肿廇专家劳斯语）走完持续或断续的病理发展过程，几近“生机化灭”的内环境在完成基因突变形成癌症之后，正常的前癌基因已经丧失了原先所承担的功能（注：“人人身上都有癌基因”之说，纯属讹传。所谓的“前癌基因”其实是人体最重要的调控功能的基因。通常情况下，人到中年，精、气、神消耗过多，加之外环境的影响，易于在持续或断续的病理发展过程中，走进“生机几近化灭”的内环境而导致的突变。人们在认识不到其实质前，不妥当地归之于这一论点。详见郭霍、艾尔锡、巴斯德等人论文），并且原来以非特异性炎症、糜烂，溃疡、结核、囊肿、肌瘤等疑难病生于体内时，所产生表面症状也随着基因突变的发生而逐步消失，给患者以一种多年未有的快乐与欣慰，是以认为炎消痛止即是疾病痊愈。这种既是公认的“真理”，又蕴涵着本质性错误的思维定势误导了患者，患者到死都不明白，这是灭顶之灾到来前的沉寂。殊不知这段沉寂的、貌似康复的时期，就是癌细胞疯狂的发展的早期。
那么，基因突变之后，即沉寂太平的现象出现之前，疑难病原有的表面症状为什么会消失，沉寂太平的现象出现之后，癌细胞又是何种原因制约以致无踪无迹地形成病灶，或快速、或缓慢地进入中晚期大爆发阶段呢？答案是确切的，前者因失治或误治，使病变处残存的生机丧失，进入几近“化灭”的状态使然，后者则是阴阳偏阻的病变持续发展，导致局部与整体制化系统的动态严重失衡所造成。
疼痛缘于火、或缘于风、或缘于寒、或缘于湿、或缘于瘀血凝聚……。以火的性质区分而论，火有虚火、实火之分，疑难病所产生的疼痛无一例外地是虚实夹杂之火所引起。人们在从事疑难病的治疗时，忘记了虚火是身中元阳，是生命赖以存续的养身之火，忘记了“投鼠”必须“忌器”的大原则，就像《三国演义》第二十回关云长狩猎场上欲杀曹操，却忽视曹操身边献帝的安危一样，错误地认为只要诛杀了曹操就可以光复汉室。惜乎1800年后的今天，当主流医学的专家们为遏制炎症疼痛而烂用抗生素时，却没有人去提醒他们，或者说是他们因循守旧，积重难返，即使有人提醒，也听不进去，以为炎灭、痛止，身安即是疾病治愈，万事大吉。不知道在他们为取得“投鼠”的功绩而庆幸时，无意间已为患者种下了致命的祸根。疑难病之痛，是虚实夹杂的火痛，或者说正邪相争之痛。纯虚火应以甘温除大热或滋阴凉血的方法来治疗；实火之痛应以消炎解毒的方法来处治；阳衰阴盛之痛则应用温化扶阳的方法来解决。然而这些现成的治疗，均不宜于治疗虚实夹杂之症，唯有和解、调燮的方法可行。可惜西医缺乏可与之对译的方法来应对，于是无奈之下，抗生素成了“万金油”，什么痛都离不开它，并且百余年以来由渐成定势变成真理，忘记了抗生素作用的局限性，忘记了“投鼠”必须“忌器”，尤其是有关患者生死的大器——正气，在邪火被扑灭时，与邪火夹杂在一起的生命之火也被扑灭，局部与整体制化机制之间的联系也因此被切断，疑难病原发局部在因消炎、抗菌，扑灭残存的生命之火后，又失去整体制化系统的补充，跨入生机几近化灭的境地，疼痛是止住了，康复的太平假象也出现了，然而，死神也因失去生命之火的制约而光临了。
那么，疼痛消失，太平假象出现，死神随之光临之后，又是因何种原因得出在毫无踪迹的前提下，急骤型以3—4个月左右，渐进型以18个月左右完成早期准备阶段，进入大爆发的中晚期阶段呢？（注：3—4月和18个月这些统计数字是笔者通过数以千计的癌症患者病史追述的调查结果中，总结得出的）。
穷源溯流，癌细胞或癌病灶产生形成之时，已与整体制化调控机制脱离从属与被制约关系，处于只升不降，只入不出的状态。这里的“入”不是制化系统正常作用形成的“进入”，用美国肿瘤学家劳斯的话说：肿瘤细胞与它临近的组织生出血管、吸取营血，以供给其生长繁殖的需要。因其只入，故患者的精血逐步耗减，而癌病灶则日愈增大；因其不降，则病灶内的病理产物难以通过整体机制的升降浮沉运动而排出体外，是以无任何表面症状出现。即便有些也因该类表现与前期症状相仿佛甚至更弱，根本不可能引起医生和患者的重视。
因此，癌症早期发展准备阶段与整体机制脫离联系后，只升不降，只入不出的特点，就是癌症患者早期阶段没有外在表现症状出现，使人们无法早期发现的奥秘所致，也是形成定势的辨症论治成法而束手无策的原因。
六、癌症晚期转移的基本前提
用现代医学的观念结合西医临床防治成果来讨论，癌症之所以无法战胜，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就是转移。如果不是转移这个特点的存在，手术即可根治癌症，又何必去研究那些不可靠、无肯定效果的放化治疗手段呢？正因为转移这一现象的存在，并且无法战胜才逐渐形成了癌症是“绝症”这一概念的基础。然而，犹如“癌症是绝症”这一概念，因病因的逐步明确，中医调燮法的出现而逐步失去确定性一样，转移一词的是否确切，也就值得重新商榷。事实上癌症的转移是有前提条件的，如果我们通过讨论，肯定了这一前提存在的话，“转移”概念的含义就值得重新讨论。
那么，前提又是什么呢？无庸置疑，正是导致基因突变，产生持续和断续的病理发展过程在患者体内的恶性循环的推动力。原局部机体组织器官阴阳偏阻之处的癌变发生后，势必“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与癌细胞相邻的组织器官也因癌细胞侵入经络血脉“安营扎寨” 而随之内环境逐步恶化。在达到生机几近化灭的程度时，这些部位焉能“洁身自好”而不同流合污哉！从这个意义上讲，“转移”这个概念的真理性究竟有多少？30％还是50％？或许根本站不住脚。即使能站住脚，也必须使转移处的内环境做到“闭门谢客”或抵御入侵，自保平安。否则，奢谈“转移”便有如盲人摸象了。
为什么研究发展规律，不研究终止“转移”的策略？为什么不从转移的根本上找原因，不从发展规律上找原因？不从改变内环境恶化这个关键点上着力去研究防治方略，偏偏要“拆东墙补西墙”，顾此失彼，以牺牲生发机能这个根本为代价，去做“扬汤止沸”的放化治疗研究，去做既耗财又损命的科学研究！
七、目前最科学的治疗手段为癌症的复发、转移作了什么铺垫
癌症的病因简略地说，是病理过程持续或断续发展的结果。与此相应的正确防治手段只能是“釜底抽薪”，无论任何防治手段都只能是为了保护正气，“无所不用其极”地终止病理过程的发展，消除内环境恶化的因素，恢复制化系统局部与整体的平衡，根除癌细胞，修复被损害的机体组织。可是，反顾我们走过的路，检讨我们目前在临床治疗中的各种得失，我们可以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是些什么呢？
经验是：放化治疗手段有时确是抑制癌症的发展转移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处于特殊部位不得不手术切除但又无法切除的特殊病例，通过放化治疗遏制病势发展速度，可为中医免疫调燮赢得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讲，放化治疗不愧为当代较为有效的手段。但是，有人还会反问一句，你没有看到那些手术切除后，被放化治疗治好的人吗？我的回答是：这其中有患者的个体差异和病势轻重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这些被放化疗治愈的病例，与不治自愈的、吐血后自愈的或用民间草药验方碰好的，他们之间是否有所联系呢？
教训是：过度的或不适当的放化治疗，及其放化过程中为防止感染采取的消炎抗菌措施，过重地损伤了局部残存的元气，损伤了患者的生发机能。虽然看得见的可以量化的红、白细胞等元素在放化结束之后，可以用支持疗法得到补充而恢复，但机体内部无法量化的、看不见的生发机能损害却是无法挽回的。
临床治疗中，手术切除后，化疗连着放疗，始终无法控制病势发展，除了看不见的生发机能导致惨重的伤害这一根本原因外，还有过度化放及其与之关联的防感染方法，加速了整体内环境的恶化程度，加速了与癌细胞病灶邻近的及其联系的部位病变和发展，促成了新一轮基因突变的产生。如果说，这也叫转移，我们就姑且叫它做转移吧？然而，没有内环境持续恶化这个前提，癌细胞未必轻而易举地转移它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