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防治理论 /  Theory
浅谈中医衰落的自身原因 ——五驳张功耀的“废除中医论”
发布时间:2023-09-17

浅谈中医衰落的自身原因 ——五驳张功耀的“废除中医论”

张功耀主张“废除中医”的一大根据是中医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逐渐衰落,已经适应不了新形势下广大人民群众对医药卫生事业日愈增长的需要。

张功耀一叶障目,以管窥天,只看到事物的一面而妄自菲薄,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愤慨!韩非子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而溃;百丈之室,以空隙之烟而焚”。任何事物的兴衰成败,既有外部原因,也有自身原因,决不能归咎于某一方面。表面的、阶段性的兴衰成败,并不能作为评判事物真正价值的标尺。中医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在《理论与现实分离》、《偷换概念,恶意炒作》、《落花岂是无情物》、《短笛无腔信口吹》四篇文章中,就张功耀一孔之见,只看到中医衰落的表面现象,看不见导致它衰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因素进行了一些批驳,本文就其内在原因再作几点肤浅的见解。

一、衰落缘于国人的崇洋媚外,自我封杀

人们都知道1840年西方殖民主义者用武力征服中国后,输入鸦片掠夺社会财富;输入西方文化冲击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少有人知道,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在上世纪20年垄断了中国的煤油和电力市场的同时,阴谋垄断中国的医药市场。他们打着帮助中国医学事业实现“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的旗号,仿效清政府“以夷制夷”的政策,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图谋利用中国人“以华制华”,消灭中医药,实现垄断中国医药市场的目的。历时近一个世纪,中医药步履维艰,苦苦挣扎,至今虽未被消灭殆尽,但气息奄奄,医药市场仍被西医一统天下,形成强大的垄断形势。

中医的衰落,起因固然是殖民主义者有计划有步骤的大举入侵,但它毕竟是外来因素,起主要作用的是内部因素。斯时,一些受西方文化薰染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少数学西医的人,奴颜媚骨,数典忘祖,积极执行洛克菲财团消灭中医的阴谋计划。留学日本学西医的余云岫出版《灵素商兑》一书,大肆否定中医,主张全盘西化,为洛克菲勒财团摇旗呐喊,推波助澜。留学美国归来担任洛克菲勒财团直接投资创建的协和医院院长的刘瑞恒,亦步亦趋,在充任南京政府卫生部副部长之后,于1929年出台了“废止中医案”,使中西医之争从民间的舌抢唇剑走向行政手段……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王斌把余云岫请了来,再次发起围剿中医的攻势,幸为毛泽东主席制止,未形成气候,但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长期并存,大力发展”的方针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西医依然“一枝独秀”执业人员从1950年的2万人增加到2004年的157万。中医则一蹶不振,从业人员逐年减少,1999年出台的《执业医师法》砸了大批人的饭碗,2004年至2005年7月,先有8万中医执业人员被“依法”取缔……

此情此景,中医如何不衰落,如何不走入低谷。事物的发展变化,无不是首先在于内因,时至今日,作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张功耀等人,声嘶力竭地叫嚷要废除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中医,亲外仇内,实在令国人感慨万端!

如果我们没有勇气深刻解剖反省,找出自身衰落的原因,那么,即使中医药发展的内因条件具备,我们也难免重蹈“中西医结合”昙花一现的覆辙,辜负了毛泽东主席一次次的支持与关心,辜负了新中国中医药奠基人吕炳奎先生鞠躬尽瘁的奋斗心力。

二、以实用主义代替基础理论研究,迷失方向

“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这本是中医病理学观念,将它作为探索中医衰落缘由的分析指导原则,想来是合适的。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任何事物都必需在动态平衡的运动中生存、发展。然而,翻开中医药发展史,人们不禁要问:从明朝中叶至今四百余年,除了吴又可、叶天士以对温热病的深入研究功底,创建了湿热病防治理论,对社会作出杰出贡献外,为什么再也没有出现过张仲景,巢源方、朱丹溪、李东恒这样的杰出英才?

崇祯癸未年间,著名医学家喻昌(喻嘉言)在《寓意草·先议病后议药》一文中写道“从古以至于今日,一代有一代之医,虽神圣贤明,虽份量不同,必然不难舍规距方圆,以为方圆平直也。故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药者所以胜病也,识病则于百药中任举一二种,用之且通神。不识病,则岐多而用眩。百药皆可伤人,况于性最偏驳者乎!迩来习医者众,医学愈荒,遂成议药不议医的世界,其夭枉不可胜悼。或以为杀运使然,不知天道岂好杀恶生耶?每见仕官之家,诊必令定方,以示慎重。初不论病从何起,药以何应,致庸师以比纵横迎合之术,妄为拟议。迨药之不效,逶于无药,非无药也,可以胜病之药,以未识病情而未敢议用也。厄哉!《灵枢》、《素问》《甲乙》、《难经》无方之书,全不考究,而后来一切有方之书奉为灵宝。如朱丹溪一家之言,其《脉因症治》一书,先论脉、次因、次症,后而论治,其书即不行;而《心法》一书群方错杂则共宗之。又本草只述药性之功能,人不加嗜。而缪氏《经疏》兼述药性之优劣,则莫不悬之肘后。不思草木之性,亦取其偏,以适人用,其过劣不必言也……”

短短数百字,蕴藏着俞先生对中医药发展前途的忧虑与感叹。“迩来习医者众,医学愈荒,遂成议一药不议医的世界”一语中的地指出了四亘余年前中医药文化发展状况中潜伏着走向衰落的危机。由此可见,西方文化拉开征服东方文化、消灭中医、抢占中国医药市场的大幕之前,中医药文化发展的趋势就已不景气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以虚弱的现状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焉能不陷入洛克菲勒财团的圈套,从而在甚嚣尘上的消灭中医活动中逐步走向衰落。

毕竟中医药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在历几千年的实践中,借助哲学、天文学、农学等成就,运用“取类比象”方法,把人体比喻为一个有规律的自然世界(即典籍常常提到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经络气血”、“温热温凉”等),把实践经验上升为一套系统的理论,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绝非一阵狂风暴雨所能推毁的。

三、脱离民间医药学,丧失根本

中医药文化延续数千年,历经劫难仍久衰而不败,其原因除《内经》、《难经》在理论构架中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外,还在于它的存在和发展以中华五千年的文明为载体,以民族民间医药发展史中积累的经验为基石。中医药学的根在民间,在全民族。民间医药学是传统医药学滋生、存在,发展的沃土。中医药学只有扎根于这块深厚的土壤中,源源不断地吸取精华,累积充实,逐步升华为新的理论,方可保持枝繁叶茂的发展状态。

扬名千古的医圣张仲景,外科之祖华佗,儿科之祖钱乙,脉学创始人扁鹊,药王孙思邈,药圣李时珍都是民间医生,只有法医之祖宋慈当过提刑官。近代人们熟知常用的中成药“六味地黄丸”、“补中益气丸”、“牛黄清心丸”、以及蜚声东南亚的“云南白药”“郑氏女盒丹”、“胡氏万金油”等等,无一不是来自民间。可是,当今享受政府扶持的中医药科研院所却无所建树!是他们的专家的知识不深,研究不出所以然来吗?是他们偷懒不深入民间吗?我想都不是。明知该做的事不敢、也不想去做,原因何在呢?我以为除了文化氛围、环境因素、体制约束等外部因素外,放弃对《内经》《难经》等中医经典理论的研究,脱离民族民间医药学的根本,裹足不前,安于现状是其深层内因。

现实是严峻的!一方面各种疑难病的发病率逐年飚升,新的疾病层出不穷,主流医学应对无策,传统医学无所作为。另一方面则是民族民间医药学宝藏因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财力、地位等限制,无法冲出制度束缚服务于社会,只有苦苦地等待着他人去开发创造。有的则流出海外,融入外国人的知识产权……。面对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现状,我们还不该反省一下,究竟错在那里?

四、中西医结合失败的原因:丢弃自信与自尊

中西医结合原本是解决事关大众健康,发展中医药的伟大创举,可是它却胎死腹中,难产难育!问题出在哪里?毛泽东主席是支持和保护中医的,他从国家文化委副主任吕炳奎的报告中得知卫生部灭中医的做法,撤销了副部长贺诚、王斌的职务后,中西医结合这种形式仍在各种阻力中举步维艰,得不到有效实施。虽然后来因主持人吕炳奎先生退居二线,没有督办此事的权力而彻底夭折,包括当时的卫生行政主管机关加紧以立法的形式压制中医,也只是外因。中医几无容身之地,而西医则在卫生部的支持下呈现了对医药的垄断地位,也仅仅是外因。

根不深树焉大,枝不繁叶焉茂?如果中医不丢掉《内经》《难经》这个灵魂,不脱离民族民间医药学这个根本,焉能如此无所作为?焉能放任癌症、艾滋病等疑难病肆虐于世?

再者,如果中医不妄自菲薄、自轻自贱,坚持以“天人合一”、“阴阳制化调控理论”为指导思想,以西医之长,补己之短,异其弱,扬己强,深入研究,找到整体与局部,形态与状态切入点,那么,即使失去国家财政的支持,也不致于苦苦挣扎至今而无所建树,也不至于使吕炳奎先生的心力付之东流,使毛泽东主席支持鼓励中医的良苦用心化为乌有!时下,中医药管理立法已在征求意见中,相信政府会折除洛菲勒财团走卒们为中医发展设下的障碍,为中华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发展找到新方向,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和谐医药事业作出光前裕后的决策。